蔑视理性，把一堆教条奉若神明，是顽固的蒙昧主义；若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人的一切行为均绝对地由理性来支配，则是另一种无知与狂妄。但是，若以现实论，对中国发展的威胁尚不是理性主义走过了头，而是蒙昧主义还在肆虐。
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开始，一部分西方学者，其中有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理性概念开始了新一轮批评，笔者由此深感西方社会对知识消费的奢侈。若我们随之对理性大加挞伐，就觉不大对劲。在这个世界，理性稀缺，弥足珍贵。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新近的一篇文章披露，因为美国在过去10年里贫富悬殊扩大，以至普通美国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在斯蒂格里茨看来，美国人的理性程度在下降。美国以外的情形又是如何？我相信，在很多方面我们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且按下不表。但理性生活的标杆是存在的。斯蒂格里茨推崇的是一种托克维尔描述过的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社会意识：关心别人不仅对灵魂有益，对生意也有好处。他希望美国人能迷途知返。其实，我们知道，需要求真向善的不只是美国人。基于常识，在危机面前，我们能确定人们增大了建立共识的可能性。经济学家不遗余力地建立和维护理性假说，其动机和信心应该与这种常识有关。
为把理性推到公共生活的前台，我们也不吝对理性本身做一个稍稍细致的检讨。
什么是理性？对个人而言，它是利己的算计；对企业而言，它是对企业利益的算计；对社会而言，它是人们互利的算计。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利己的算计和互利的算计可以统一起来；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可以统一起来。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全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假说的核心内容。这是一个“美妙”到令人窒息的和谐理论，于是也留下了被人们广泛批评的巨大空间。然而，理性也并非海市蜃楼，并非毫无意义的镜花水月。
经济学家对人类理性客观性的认识，有一个从系统性的肯定到系统性的怀疑的过程；而怀疑的发生少说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并不是这几十年的事情。但在我看来，经济学家对理性的系统性怀疑恰好更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类理性倾向的客观性。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经济思想大抵是以理性假说为基础的。他们以为，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会有一致性选择行为，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后来的学者发现消费者的行为也与此类似。但没过多少时候，理性假说就招致怀疑。穆勒说（1848年），是惯例而不是竞争支配着经济世界的大部分领域，而经济理论只可能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此后，有不少重要经济学家开始怀疑理性假说。
对理性假说做出系统批判的经济学家有阿罗、阿马蒂亚.森和赫伯特.西蒙（均为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批判来自阿罗。
人类总在选择，经济学正是研究人们在利益面前的选择行为。如果一系列外部因素确定的情形下（这个条件本身就不现实），人们的选择行为能保持一致性么？如果能，理性就是客观的；如果不能，理性就不是客观的。遗憾的是，经济学始终无法严格地证明这种一致性是真实的存在，从而无法严格地证明理性是真实的存在。例如，一个人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上拥有一定的选择行为，他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会有新的选择行为；但是，当他的收入水平退回到前一水平时，其选择行为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就发生了选择行为的不一致。在阿罗看来，这是非理性。
现实的非理性不止如此。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进入总量分析时假定所有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效用函数，这在阿罗看来完全不符合实际，因为经济当事人完全相同就不会发生交易，所以，这个理性假说完全不成立。
阿罗对理性假说的一个致命批评是建立的他的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在一个竞争的世界里，经济当事人必须知道所有的价格，否则无法争取某种最优化。这和我们性对中央计划工作人员的批评是一样的情形，因为他们要做好计划工作也需要海量信息。决策中依从的信息总会出现缺口，要用猜测来填补。在阿罗看来，这是追求最大化个人的严重局限性；甚至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市场并不存在。
阿罗的结论是，理性假说本身是虚弱的；根据假说而不是理性就可以建立经济理论。但阿罗终归还是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说，他同意赫伯特.西蒙的看法，理性是有限度的；指出这一点，决策问题才有可能突破。
是的，关于理性认识的争辩，妥协是必要的。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政治家集团，每天都面临决策，我们能说他们毫无理性？理性有一个程度，有一个相对性。精确算计的条件总是不具备的。在外部，人们的环境是不确定的，特别是一个人无法把握与他交易的另一个人的想法；在自身，一个人心态是不确定的，其选择偏好很难把握。听一场牧师讲演或领受一次传销组织者的洗脑，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价值观可能被颠覆。
其实，经济学家对阿罗的批评也有反批评。例如，习惯不见得就是非理性。习惯本身就是一堆偏好。有了新的习惯，意味着偏好发生了变化，消费函数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承认习惯的作用并不会破坏选择行为的一致性，只是这种一致性不稳定而已。还有，人们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形下作出决策时需要猜测，但猜测不是简单的掷骰子，其中有人的学习，有节约获取信息的成本的考量。个人和计划部门官员在海量信息面前的确是平等的，无法说谁更优越，但行为后果却是天壤之别。计划部门的官员要安排国家经济，而每个消费者的行为只影响自己。
经济学承认理性应运的局限性，但不可否定人具有理性倾向。理性应用的条件是相对的，但人们的理性倾向是绝对的。如果否定理性，人类历史就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大抵是有秩序的，世界的变化大抵是可以解释的。笔者自己曾使用过“经济学理性”这样一个术语，并将其作为笔者一本文集的冠名。此前不见别的学者使用这一术语，但笔者也不觉的鲁莽。这个术语有两层含义，一是说经济学认为人是有算计倾向的，二是经济学本身是算计的。
绝大部分人厌恶风险。人的理性倾向不只是表现在人面对不确定性时作出猜测，更有意义的行动是发明一种规则，促进人们建立共同行动，以降低不确定性，减弱猜测的必要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最强有力的分析，来自美国思想家罗尔斯。
罗尔斯1971年发表了《公正论》，立刻在经济学界巨大反响。这部书的后半部分通篇关心的是达到一个稳定的、秩序良好的公正社会的问题。他设想一种“原始状态”，研究原始状态下的社会契约形成过程或决策过程。设想一群人坐下来玩纸牌游戏，事先对各方得牌情况和自己与对手的技巧比较情况一无所知，那么可以预期他们会对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因为游戏规则将对每一个人都是中性的或公正的。达成一致意见的要害是游戏者在有关信息方面是对等的，或者说他们都进入了一个“无知之幕”。罗尔斯将这种现象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设想人们进入一个对社会的无知之幕，环境与每个人的禀赋是随机决定的，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所有的人都处于完全平等的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将选择一组规则以形成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将有可能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
罗尔斯就这样在信息不完备与人的理性倾向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我们受到的启示是，人类理性倾向的存在，可以不依赖信息的完备性。这个论述看起来要比阿罗要高明，所以，罗尔斯受到经济学家的推崇。
具有理性倾向的人们不仅要建立一种降低不确定性的制度，还要建立一种共同价值体系。还是这个罗尔斯，他认为人们在社会领域会选择诸如效率、自由、平等、稳定这样一些价值标准。也许罗尔斯过于乐观了，他也受到质疑。但罗尔斯的思想远比简单地否定理性的那些理论对现实更具有解释力。
好了，不能再对读者抖书袋了。说一千，道一万，笔者只是希望我们有这样一种信念：对这个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建设性的批判，并且，我们拥有批判的武器。多年来，笔者基于对经济学理性的信念，来思考中国的发展与改革，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正体现了这种思考。
让理性之光亮起，我们心存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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