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幼童小悦悦被车几度碾压而无人救助事件震撼中国社会。
广东幼童小悦悦被车几度碾压而无人救助，此事件在中国社会上下造成极大震撼，也引发新一轮有关中国道德危机和文化重建的争论。
温家宝的愤怒与权力对道德的侵蚀
事发后六天，10月19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中国的诚信道德建设问题，提出“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大力培养社会诚信意识”等等。今年四月，温家宝曾在一次谈话中愤怒地指斥中国道德滑落到一个“何等严重的地步”。
事实上，从三鹿奶粉事件时提及“企业家血脉里要流淌道德之血”至今，他在各种场合谈及此问题，而官方也不断地以各种方法试图扭转这种局面：“八荣八耻”的提出，文明办的设立，开动党政机器对各种所谓的模范人物不遗余力地挖掘与推介……其结果却如反腐败一样——反腐倡廉高调日新，防腐措施层出，腐败却日甚一日——，举国的道德水准江河日下，乃至前有让婴儿吃毒奶粉后有小悦悦之死这种种令人难以置信、让国人蒙羞的悲剧发生。
面对这种状况，温家宝的愤怒和正面现实值得肯定，但追究和根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更为重要，而官方那种道德滑坡是因为“文化建设瘸腿，不足” 所致显然是种不痛不痒，文过饰非的说辞。
从四月温家宝就道德现状发怒后当时一批官方的媒体所作的一系列评论来看，事实上官方也很清楚问题的致命所在：“法治的缺失极大地损害了社会道德文化，令社会失去方向，民众失去信心。”（人民日报海外版）“官风不整，民风难变。重塑道德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动。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机制作垫底，道德规范必然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华社）乃至最近“中青报”刊文称是“官德败坏导致中国社会道德环境恶化”。
是的，官员是负责公共事务的人员，理应是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和社会正义原则的实践者，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恰恰相反，而社会又缺乏保护人们实践道德的机制，人们对社会公正与善恶的奖惩便定会失去信心，丧失一种正常的公共意识，滋生犬儒的态度，对种种不道德的现状感到愤怒而自己却无愿改变这种状况。那十八位从小锐锐身边侧身而过的人士正好说明这一点。
道德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的规范。孔夫子讲“仁”（二人也），是要说明人的善是要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显现出来，得以实现。其基础是某种有关善恶、社会公正的价值标准。
近代以来传统中华文化秩序崩解后如何确认一种现代的道德标准和基础，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很好的回答，或可谓中国当下道德危机深层的原因。但最近几十年来权力的专断、腐败和骄横对道德文化的摧残直接造成当下道德崩溃显然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有权力都有自我腐败的趋势，但专断的权力不仅如此还试图割断人们正常的联系，将人们加以疏离，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敌对不信任的状态，破坏人们健康的公共意识。且昨日是有产就是敌人，今日是金钱至上；刚刚还是阶级斗争为纲，转身便是经济增长高于一切，实用主义的“黑猫白猫论”的绝对化……价值标准难免不处在一种极度的混淆之中。加之大小官吏的腐败、虚伪与蛮横导致政府诚信丧失殆尽。八十年代中那曾为惩治不轨官员而发出的“布大信于天下”的豪言，今日回想，令人感慨，已成笑柄。
王荔蕻的判刑与道德的重建
改变这种状况靠搞运动的方式显然是达不到目标，岂不见，这二三十年来党和政府的有关决议、领导人的相关讲话指示、运动多有，而效果何在？
在一个日渐多元、人们的正常利益需要得到表达和尊重的时代，靠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种原教旨禁欲式的假道德状态也是不可取、不可能的。此外，道德建设不可抱一种工具化的目的——国务院相关决定的陈述竟将加强诚信教育，提升全民道德等努力的最后落脚为“激发民族创新精神，增强国家竞争力。”显然是南辕北撤，大错特错。道德具有社会功利后果，但道德的本身却应该是非功利的。如果将道德建设的目标服务于国家功利，那最终只会是继续败坏道德。
中国的道德重建须在尊重人们的权利的基础上以努力造就人们一种正常的公共意识开始，鼓励人们关爱他人，关心参与公共事务。而要做到这一点，对官员的监督和恢复人们对法律公正的信心就成为必要的条件。
国务院有关决策也说“政府及其部门在社会诚信和信用体系建设中要起示范带头作用，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提高决策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此言甚是。但与此同时，一个消息却让人对此不敢有任何奢望：10月20日，国务院会议次日，北京王荔蕻女士因参与维权被二审定罪判刑。从各种报导了解到，王女士虽出身将门，却立足草根，热心关注社会公益，从邓玉娇案到福建三网友案，援助街头流民，依法捍卫公民权益，抨击枉法的官吏。如此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优秀公民，一个关心他人的“好人”（网友们对其爱称）却被官方滥用法律，以“寻衅滋事”判刑，如此作为，官方何以服众？何以示诚？法律又何以立信？一个健康的公共意识、关爱他人的风气又如何能形成？对此，难道温总理不也该愤怒一回？
小悦悦是在王荔蕻女士被二审定判的次日离世的，或许她也在与死亡的搏斗中从这消息里感到了绝望？不过，为无数个将来的小悦悦能愉悦地生活，生命不受碾压，国人需要总理愤怒，但更需要象王女士那样行动，且因此受褒奖而不是被刑囚，如此，中国的道德才有被拯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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