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 民营企业家也要反省自己

　　新一代的民营企业家，有先天的不足，认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先迷信红顶，后追求绿卡
 　　到了我这个年龄，前面所讲的四个案例，已经引不起多大的愤怒了。回顾共和国立法自坏的历史，更大规模的夺产早已有之。1949年曾订立一个社会契约叫《共同纲领》，规定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共同发展。但没实施几年，就出台了社会主义总路线，逐步废弃《共同纲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名义，吃掉了全部私人产业。
 　　没有走出斯大林主义
 　　“五反运动”中，大量资本家加入跳楼自杀的“空降部队”，再看现在温州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是跳楼，一是逃亡。二者当然有不可比之处。“五反运动”是由中央直接发动的一场全国性瞎折腾。这与当下温州因高利贷引发的事件还是有区别的。但其中也不无共性，即体制权力导致灾变。
 　　“五反运动”从1951年1月发动，到5、6月份的时候，经济滑坡已经出现，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将很多被打成“完全违法户”的企业变成“基本守法户”。运动以后，企业家不再有“企业心”了，都不想经营企业，怕当资本家，希望将产业包袱赶快丢掉。
 　　此后发动的“对资改造”，实际上就是大规模的“夺产”。当时宣布的“赎买政策”规定，对企业估产定值，然后按每年五厘的定息支付给工商业者。当时估产是严重低估，全国私营工商业仅估了二十四个亿。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后，定息持续支付了10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第三季度以后就不再支付了。只支付了原资产值的50%，这些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而这种全国性的财产权利变更，竟然没有履行过任何法律手续。这部分私股股权何时变成了国家股？至今没有说法。“文革”结束之后，原工商业者不断上访和到法院起诉，但最高法院根据当时统战部、商业部的联合文件，称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凡属这类案件一律不受理。其实这完全是一个“文革成果”，竟然依据党政部门联合发布的行政文件，将夺产合法化了。
 　　回顾历史，同时剥夺全体工商业者的财产权利，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由此可知，今天在“改革的名义”下，公权力要想剥夺个别公民的财产何等容易。再往前回顾对比土改，台湾采取的是赎买的方式，是比较成功的，而大陆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方式，不断侵犯财产，侵犯人身，甚至消灭人的生命，完全是斯大林主义的一套。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大陆虽然走出了苏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但至今未走出斯大林主义。
 　　谨防维稳“养寇自重”
 　　不尊重私有财产是中国的传统。我们从来不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民族，古代没有发达的航海贸易，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比较完备的民商法体系。由于商品交换不发达，我们没有形成市民社会，没有契约精神。最多就是像刘邦那样，约法三章，得天下后，可能有一段休养生息，不久又开始宰割，横征暴敛，直到老百姓忍无可忍，再起来以暴易暴，几千年的历史就这样轮回下来。
 　　关于冤假错案的问题，我很忧虑。如果今天中央再发动一次平反冤假错案，我估计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地方的司法系统，已经积重难返，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么长时间不受监督，靠党委办案、长官意志办案，即使中央政府想在法治建设方面有所调整，实现也很困难。平反冤假错案，会影响无数办案经手人的仕途，他们会用各种方式阻挠和抵制。这种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体制，我真的不太抱希望。
 　　“维稳”现在已变成一个产业，很多人靠其吃饭。有不少简单的矛盾，本来可以解决，却一定要夸大矛盾，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成本越来越高，且根本不打算解决问题。举例来说，有人推算过，补发错划“右派”的工资，大约要支出30个亿，但历年对付维权“右派”的维稳成本，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再举一例：山东某市某村为对付一个盲人，养活了一支百十人的维稳队伍。故意把事态扩大，从而证明这套系统存在的重要性，这就是过去常讲的所谓“养寇自重”。
 　　从推翻君主个人专制、建立民国以后，一直就是会党政治。会党政治是集体的君主专制，老百姓不只是供养君主皇族及其政权，而是党政两大系统及其衍生物，社会成本是原来的很多倍。这种系统还在无限地自我克隆，社会承受力已达极限，一个偶发事件就可能导致崩盘。
 　　中国一直没有摆脱“以暴易暴”的周期率，互联网也是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激愤的情绪。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当然希望通过理性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努力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进步。但现在看不到多少希望。
 　　保护他人权利即是保护自己
 　　

 　　回顾辛亥百年，我PS了一张图片发到网上：一头驴在窑洞的场院里拉磨，窑洞墙上写着 “走向共和”四个字，图片标题是“百年中国”。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年，除了在科学技术有进步，国库多了很多钱，在宪政上、法制建设上有进步吗？历史的动车已经追尾，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现在所面临的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老问题。
 　　民营企业家也要反省自己。近代以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往往希望做胡雪岩、盛宣怀那样的红顶商人，而不是张謇、卢作孚那样的实业救国领袖。新一代的民营企业家，不是在正常的公民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而是政治运动和洗脑教育造就的。他们有先天的不足，认识不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主人公的意识，很多时候是迁就甚至攀附权力，先迷信红顶，后追求绿卡。所以，他们今天的处境，有部分也是自己造成的。
 　　财产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当以“革命的名义”消灭地主、剥夺资本家的时候，多数人日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我一直讲，政府的毛病是人民惯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不是为培养公民设计的，从制度设计上就不希望造就公民。企业家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公民义务，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权利。集体无意识，不主张——这种循环现在还在继续。
 　　说到此，我想更换一下角色，作为当事人家属说几句。大家知道我父亲章乃器曾经是一位企业家，他是50年代筹组全国工商联的三个负责人之一，另外两位是李维汉和陈叔通，他是其中唯一经营过企业的人，后来出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委。1957年他被打成为“右派”的过程中，遭遇了一场荒谬的经济官司，目的就是要剥夺他的财产，以经济手段实施政治打击（最近某名人也遭遇相似指控，可见手法一脉相承）。当时北京市高法不想介入政治，案子一开始被院长王斐然压下来了，但“反右”很快导致了司法律师制度的全面倒退，王斐然也被打成右派。没人为“右派”做辩护，父亲连律师都请不到，声请法院指定律师，也被置之不理。这个案件拖了六年多，最后还是政治决定一切：父亲在政协批评“大跃进”，提出提案要求“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兑现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结果被撤销了政协委员职务，这个案子随即以他败诉告终。
 　　后来有人写到，章乃器曾经头顶《宪法》去请愿。我查了资料，发现他曾手持《宪法》到最高人民法院去申诉，这一申诉历时47年，至今无回应。作为当事人家属，我认为申诉没有结束。
 　　最近，作家张辛欣在新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中还谈到，“文革”中红卫兵抄家时，章乃器手持《宪法》阻止他们侵犯公民住宅。
 　　我想说的是，“实业救国”那一代的企业家，不管个人结局如何，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利，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
 　　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历经这么多磨难与挫折之后，应当树立自立自主自为的公民意识，负起你们的社会责任。漠视他人乃至全体公民的权利，最终也将保护不了自己的权利。
 　　（作者根据2011年10月10日财新传媒“财新圆桌”——“公权力与民营企业家财产权利保护”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中国改革》 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