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朱自清的温州

仅仅是看到这棕色的路牌，你也感到安慰。

我到过了散发臭气的工业区，看到了戒备森严的复工的工厂，几位志得意满的投资者，还有赔钱的生意人，还有人头攒动的劳工市场，他们目光迷离、又饥渴异常，随时把我这样的陌生人当作招工的老板，团团围住你。

像很多中国的城市，温州生长得太快，一切记忆都被迅速地铲平。一样的丑陋而喧嚣的高楼、令人窒息的行政区、零乱的马路，只不过这里更富有、更炫耀，也更无序。

我第一次在KTV门口看到停放的劳斯莱斯，紧邻是一排宝马与路虎，排放序列似乎严格遵守着价格高低。人们走路快、说话快、吃饭快，他们思考的、忧虑的、言说都是生意，他们勤奋、精明，用炫耀性的消费证明自己的成就，但也显露出粗陋的品位。这城市有罗马广场、凯旋门、佛罗伦萨饭店、卢浮世家，是个山寨的欧洲一角。除去各种典当行，街上还到处是苹果的专卖店与红酒行。倘若你开上半天车，一定会了解，他们的成就还与胆大妄为紧密相关，司机们毫无心理障碍地逆行、并线、突然掉头，他们甚至把繁华马路一个车道当成停车场。

我很快觉得疲倦，我不能总是亢奋着，听人们谈论投资与破产，忍受工地上的尘土。这时，我看到了那个路牌——朱自清旧居。

青砖、木窗、灰瓦，重新翻修过的两进院落，孤零零、谦逊地坐落在环绕的高楼中。1923年的春天到秋天，朱自清在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担任国文老师，暂居在这四营堂巷。他也是一名文学新星，中国的文学传统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他这一代人的挑战是，如何创造一种既通俗又典雅的文体。

旧居如今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朱自清其实从未在这里住过。原址离此还有一百多米，它是异地重建的产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它象征着他们保护文化的决心与牺牲。当地一份报纸以赞叹的口吻写道：“最早的方案是建造多层商住楼的，用来建造朱自清旧居后，至少要损失2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但它为温州增添了一个高品位的文化景观，其社会效益是难以估量的。”赞扬声中也暴露了一切，你听得到钱的声音，我们词汇是如此贫乏，一切都是“效益”。

旧居也是现代技术的产物，300多立方木料、15万块青砖、14万块瓦片，要拆卸、再原样组装。一些材料腐烂了，它也订购了很多仿制品。

跨进院落的一刻，你感到这不是旧居，还是崭新的。窗明，几净，漆亮，散发着不真实感。博物馆里陈列着朱自清的生平，其中一部分讲述他与温州的渊源。我这才意识到，中学课本里读到的名篇《绿》、《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原来是他在温州写作的。重读挂在墙上的文章片段，太多的形容词，真是甜腻。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再造，我早已不能体会这单纯的情绪。

冷清的下午，只我一个游人，隔壁有几个中年女人的私语，她们是无所事事的管理员和她的朋友们。她们的温州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本地人喜欢说，温州话是中越战争中的密码语言，它的发音奇特，难于破译。也不知她们的谈话是否与高利贷有关。据说这场金钱游戏已渗入每个家庭。在江边，一个带孙子的老人平静地一指远处的高楼：“她就是从那个地方跳的”。他说的是一位破产的债券人。金钱给予人平等，出身、阶层、教育都不在重要，你的一百块和他的一百块是一样的，金钱也抹平一切历史，把复杂的社会、文化逻辑简单化、平面化。薄薄的钞票，可以购买一切，却也没有任何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