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开满历史之花，不同价值偏好的人各取其所喜爱的花并各表一枝。人们把自己的价值之衣给辛亥革命穿上，让人们看到不一样的历史小姑娘，不一样的辛亥革命。喜欢革命的人就欢迎所有的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毕其功于一役，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辛亥革命是同共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来源，国民党无论在大陆和在台湾执政，都强调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之后，也讴歌辛亥革命，只是讴歌的价值取向不同。不喜欢革命的人就告别革命，以告别辛亥革命为契机告别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进而告别俄国革命，一直告别到法国大革命。告别革命类似于多米诺骨牌，一个告别，导致向所有革命的造别。有人逆正统革命主旋律之流而上，呈现给人们焕然一新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辛亥革命场景，实质也是告别革命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张鸣对革命党人的极尽调侃之能事：“革命党人就是浮在中国社会一些毛上的人，一群没有实力、意见各异的愤青，所以很快就被袁世凯给扑灭掉了。比较靠谱的，是立宪派。他们有很深厚的根基，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基础。如果他们倒向清政府，那么革命党就没有机会;如果他们倒向革命党，那清朝就没有机会了;如果他们不支持的话，袁世凯就不行了。”革命党人成了愤青，把现代的名词注入辛亥革命，这就有了抽风或癫痫的韵味，不过，把辛亥革命称为摇晃的中国较为正式。
有人喜欢辛亥革命的价值理想，不喜欢辛亥革命的暴力，在屏蔽暴力的同时让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诸价值理念浮出水面。比如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再比如对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等孙中山式口号的强调，就是不要辛亥革命而要辛亥革命价值的具体体现。通俗一点说，革命是给婴儿洗澡的一盆水，洗完澡后，把革命的水倒掉，把婴儿留下。不过，这有很多问题待解，因为革命的洗澡水在没给婴儿洗澡之前是干净的，洗澡之后是脏的，那么脏就不在革命，而在婴儿。从功用上说，革命这盆洗澡水有功，只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受了婴儿的污染，婴儿干净了，革命这盆水脏了，有了干净的婴儿就再也不需要革命这盆水了?没有革命这盆水哪有干净的婴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在给婴儿洗澡?显然给婴儿洗澡的人倒掉了革命这盆水，而给婴儿洗澡并倒掉革命这盆水的是出离那段历史又反观那段历史的所有人。
如果说辛亥革命就是一盆水，那么自由就是辛亥革命的婴儿之一。孙中山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辛亥革命与自由婴儿关系的具体答案。孙中山自由的理解具有典型的、本能的、不自觉的和潜意识的中国集体主义特色和他本人的思维特色。他认为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放荡不羁”就是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就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的历史上就不缺自由，而且自由太多。他甚至把小农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视之为自由，他把封建小农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当作自由歌，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中国的自由如同空气一样充足、充分，中国人对自由不感兴趣，中国人正是自由太多才导致“一盘散沙”，自由应用到个人就是“一盘散沙”。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中国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其中民族和法国的自由一样，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中国对自由的用法便不同，自由这个名词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 如此推导的结果就是把散沙变成石头，使散沙失去自己的本来意义，使个人融入到民族、国家、团体、集体当中，失去个人的独立性。
孙中山的自由观形成发展过程也是不断受到革命捆绑的过程。革命使他的个人自由在起点就做好了奔向集体自由的准备。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思潮是发源于欧美，平等自由的学说也是由欧美传进来的。他要把西方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理想，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渐进的和平改革变成中国社会的现实。
“自由”成了孙中山的“革命之学问”中的重要基石和重要依据。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把自由与革命联系起来，并把自由视为革命的原因，这凸显了孙中山自由观的特色。尽管革命并不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革命只是实现自由目标的一个手段，在孙中山的自由观中，自由并没有为革命提供约束，革命可以独立于自由而存在，革命本身在自由之外获得了意义。从道德和伦理学上讲，它是道德目的论的一种表现方式，这种观点以道德行为的目的性意义和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实质性价值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伦理理论。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和高尚的，采取的手段就可以不受目的的制约，为了达到良好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道德目的论的极端说法。革命与自由就是以道德目的论的方式融为一体，革命甚至成为自由的一部分。退一步说，革命没有使自由纯粹，反而使自由面目全非。与道德目的论相对，道德义务论更强调规范与形式，强调起点与过程，目的只是规范与形式的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必须选择合适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相互制约、相互印证，使人们的行为在起点、过程、结果都符合道德规范，因此革命就不是自由的最好选择，甚至还是一个最差的选择。因为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就是生命、财产、尊严和幸福，生命是其它要素的前提，没有生命，其它的自由要素也就不存在。
革命首先面临的就是牺牲生命，甚至通过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去最终获得自由。革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就失去了自由。革命使集体主义自由观成为现实，其基本的外化的表达方式就是国家自由。国家自由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一方面，他强调国家自由需要民族主义，甚至国家自由就等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他强调民粹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主、民国以民为主人。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使国家自由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国家自由同属于一个宗源，即集体主义，所以无论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国家自由，都必然侵犯个人自由，使个人成为集体、国家和民族的工具。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革命是集体主义的革命，所追求的自由也是集体主义的自由，从集体主义只能开出国家主义。他说中国的革命主义，就是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孙中山的自由观来源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而是来自卢梭意义上的这一支流自由观，虽然他不同意卢梭赋人权观，但他的精神气质与卢梭相同，都是整体的浪漫主义的自由观。卢梭集体主义自由观实践的著名版本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失去了自由、平等、博爱，终点背离了起点。
孙中山的国家主义自由观必然与他提出的宪政相矛盾，国家主义最终取代了宪政、党政取代了宪政。宪政的本意是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宪政化的主要标志是宪法权威高于任何政治权力，这是自从清末宪政化以来中国宪政化的方向成果。即使在袁世凯和袁世凯之后的军权政治时代，宪法的这一特征在形式上也保留着。但是，孙中山强调以党治国之后，在党权政治时代，使宪法的这一特性在以党治国及其宪政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被抹去了。以宪法的最高权威在党权时代的公开丧失来看待党权时代的宪政化历程，这一时期宪政化的基本结论是宪政化的倒退和退化。而导致这种倒退和退化的关键因素是孙中山思想深处因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自由理论。宪政在保护权利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认可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别一方面却通过国家自由否定个人自由。他在认可言论自由的同时又主张以党治国，以党治国就是以党的主义即三民主义治国，党的主义取代了个人的言论自由，至此，革命导致思想上的专制在孙中山那里已经充分表达出来。
总之，辛亥革命制约着自由，宰制着自由，捆绑着自由，从而使自由脱离了本来的意义，走向了自由的革命强制和专制。这是辛亥革命的逻辑，也是辛亥革命的宿命。今天人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吸取历史的教训，斩断其逻辑，跳出其宿命。
参考书：《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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