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 艾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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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是基本的讲和写；第二件事，是如何读文献；第三件事，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回过头来看，北大究竟欠缺了什么？
向往北大差不多有十年，又在北大学了四年本科物理。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很有一些感触。据我的观察，北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调侃批评为主；而清华、科大的毕业生谈起母校来，总是以赞美为主。北大百年校庆之际，众多的校友已经唱了不少赞美北大的颂歌，北大更是借着人民大会堂大大地张扬风光了一番。所以我想在此做做恶人，品评一下今天的北大和北大人，以维继母校长久以来的自由和批判的传统。
北大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
我想从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在北大学的课，不可谓不深不难。四年中的三年，都是在苦读中渡过的。我念书的那几年，读书仍旧是校园里的头等大事，入校时本系的毕业分配竟然是按照成绩挑选。北大理科本科的课程，差不多已经是美国研究生的课程。北大物理研究生的入门课程如高等量子力学，可能连美国名牌大学中某些专业的物理教授都没学过。所以北大的本科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生和考试，并不费力气。可能是基于同样原因，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研究生课程并不费劲，因此而自傲并瞧不起旁人的人挺多。但是在北大的几年里，我对科学的经验只是考试和做题，不要说没有学到如何做科研，听过多少科学报告，就是如何查文献也基本没有学过。有外宾的科学报告总有把门的，大四以前根本没有资格进资料室。顺便提一句，北大的科技文献大多是盗版影印的，最新的也是半年以前的；导师不签字，研究生连复印机使用不成；从图书馆借英文科技书一般都是精装旧板，署着“燕京大学”的名，被同学们戏称为“珍本善本科技书”。现在北大似乎建了许多华贵的新楼，我但愿新瓶装了新酒才好。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基本的讲和写。
语言的听和写其实不是主要的问题，语言的内容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话，总有《人民日报》的底子，哪怕说点儿简单普通的事，也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弄点什么理论来打底充气。所以在美国，搞文科的学“后现代”那几套最轻车熟路。某些北大的老师，爱在芸芸学子面前，将科学讲得高深莫测，用哪本教材和指定哪本参考书也是攀比的题目之一。实验课也是涵盖得越多越好，哪怕学生们其实是在机械地照单照做照抄。比照一下生动活泼的美国的普通物理，放任自流的物理教学实验，中国的普通物理一上来便是抽象的教条，既象《易经》又象《圣经》。我在美国，才学会如何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讲和写得简单易懂，领略到科学的精神其实就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表述得简单易懂。不信你便去听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科学报告，再去听听研究生的资格口试，一定前者易后者难。可能，讲和写的方式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精神，我们的老祖宗们便喜欢引经据点地把简单的想法复杂化和神秘化。同样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中国的“阴阳五行说”便要比西方的“原子说”要艰深博大得多。
不仅说话不同，学习的方式也不同。一般地讲，北大的专业课程总是很难的，老师课堂上往往一句废话也没有，同学们下课便是“消化吸收”和做作业，学得好不好也是看考试成绩来定。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参加科学报告时，我经常看到老师们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科学名人，几次看见因为一个不深入的提问，台下问的人灰溜溜地无地自容，台上讲的人趾高气扬地不屑一顾。偶尔听到老师谈老师，也是某某于某年某日向某个名人问了某个愚蠢的问题，或者是某某曾受到过某位名人的赞赏。一切有点象武侠小说里高手对掌，一口气喘不对便要粉身碎骨。想必在北大呆久了，在专业上沉默是金；偶尔一开口，也一定要点到穴位上。所以，在北大的几年里，能听到的科学报告很少，倒是关于气功的讲座很多。总之，北大在做学问上，“认真”和“宽容”调和得并不好；学生和老师，在科学的领域里，精神上是不太自由的。
在美国上课，便要轻松得多。课堂上有问有答，老师如鱼得水，学生妙语连珠，彼此汤姆、彼德地称兄道弟。即使是荒诞不经的问题，老师也要借机引申一番。的确，科学上有什么是坏的问题吗？我们如果让中国的“杞人”一直忧下去，不怕他忧变了天——中国便可能是牛顿的故乡和爱因斯坦的故乡。美国学生一般没有中国学生知道得多，问的问题也天真；但好的学生往往能问出好问题，让老师大大地引申一番兴奋一场。和好的美国学生一起上课，仿佛是在看别人在做有趣的猜谜游戏，自己因为预先知道了答案而只能旁观，心中充满懊恼和羡慕。美国学生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比如学生物的从小便做野外观测，案头常常放有自己幼时亲手采来的标本，有的假期依然重操旧业；学物理的十分熬得住，四十出头一无所有依然热忱不减。而决定中国学生所学专业的其实是高考分数和毕业分配，所以中国留学生们在这里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跳槽转业。也许过多的知识让我们早熟了，失去了在科学上的童贞和热情。现在，看看国内教育更加起劲地制造小天才和小专家，我但愿中国未来的人才别个个都是小老头了。当然，美国并非到处如此，一般工学院的课堂风格便比较近似于国内。可能，这也正是美国工业界在高科技上拔尖的人物中，工学院科班出身的人并不多。总之，这种培训式的教育严格训练出来的人中，在科技上勤恳有用“成名”的挺多，开辟新路“成家”的不多。
在美国听名人演讲也是如此。名人孤单地来，孤单地去。并不因他有名，台下问问题的人便显出胆怯。在美国，自由的含义之一便是尊重每个个体，哪怕他是多么默默无闻。相反，在中国做个孤独的普通人，是最危险和最寂寞的。一个人稍微在某件事上与众不同一点，便可引祸上身。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便是尽量消灭自己的个性，多往人多的地方站。中国近代史上运动来运动去，一大原因便是大家因恐惧而跟着形势走。在中国做学问，也要依附成理；大学各系里的老师往往都是本校本系毕业的同门，学术上以校为派。在美国学界，年轻人总想独树一帜，弄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来玩玩。留校教书被当做“近亲结婚”而被人不齿。热爱自由的人说起话来，当然少有顾忌而充满个性，即使说的是科学上的术语。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二件事，便是如何读文献。
中国式的读书最适合用来读课本和考科举。书中的每一条都是真理、因为每一条都可能被考到。老祖宗传下来的读书方法是：读书要以书为主，掌握了一个“正确”的理论体系，就是掌握了真理本身，就象武侠小说里的真功夫，都在“秘籍”里一般。迷信理论体系，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之一。我们几千年曾捧着孔孟之道不放，孔孟不行了，便去找其它的主义；找到了马列主义，便当做救国的真理；后来又去弄民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类玄学。“现代化”便意味着当官的都要去弄文凭。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被官方奉为学科学的指南，反过来大学里同学们昏天黑地的看佛洛伊德、康德、尼采和萨特的理论体系，把它们当作“救国救民救自己”的武功秘籍。在北大，“科学”是被当做“真理”来看的。更不幸的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科学”是被当做“技术”的工具来看的。而“技术”更是搞“政治”的工具，比如芝麻大一点成果，甚至是抄袭照搬引进别人的，也要和政治联系上、和民族的尊严联系上。
而林林总总的科学文献中，有对的，有错的，所以读科学文献，要怀疑、要分析、要推理、要就事论事、和要旁敲侧击——要“不信邪”，要以“我”为主。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中，读文献才是重头。发展快一点的学科，如生物，研究生课程常常没有教科书，只有文献，甚至于象听科学报告一样，十几位老师轮流传，每个老师讲他那一方向的科研，留一堆令人头痛的文献。美国教育体制似乎并不在乎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在乎给学生一个分析信息的方法，“少谈主义，多谈问题”。我因转学生物物理而旁听了一年的遗传学，就是这种风格；第二年正式选课时，发现内容已经有了许多更新，文献有一半是新的。有的老师还要故意给学生指定“牛屎”文章请学生分析，让学生上上大当，让我们明白即使是科学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和撒谎的地方。遇到问题，美国学者的第一本能便是想想“图像”——想想已知的事实的前后顺序，而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开始一头扎进理论体系，或是象俄国人那样开始解方程式。在美国，一个好的研究生不光要做好项目，还要会看文章、能拿主意、懂得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并能放眼未来。而一个研究生如果只被动地读导师指定的文献，他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科学上勤勤恳恳的跟屁虫。可惜，读文献的意识在我们中国留学生中并不十分强烈，许多人一说便是个人手头的项目做得有多好，但对其它人在做什么却所知甚少。在西方，“科学”不是从理论体系开始的，而是从事实和信息开始的；人与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自由平等之下人人玩理论体系、而不是象在中国那样理论体系一直在玩人人。我这里并不是说理论体系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说理论体系不应管得过宽过细，成为独裁人的思想的东西。在西方，“真理”是被当做“科学”来看的。半个多世纪以后，我终于理解了北大老校长胡适忠告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苦衷。
我在美国学习的第三件事，便是如何做一个自由的人。
记得在北大参加“草地沙龙”时，那时北大学生对北大不自由的一致定义便是：一、要上政治课；二、晚上要熄灯；三、早晨听大喇叭；四、食堂太定时……在美国几年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变了，自由不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或是御风而游、心驰神想等等。自由包涵着义务、责任、尊严、尊重、法治、平等、和社会的公正。自由不再是一种个人的状态，自由其实是一种社会的公德。首先，自由的第一要素便是平等。如前所述，我觉得国内的教学是在培养科学上的奴仆门徒。那么国内的科学研究又如何呢？我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同学，在北大跟一位有名的学者做研究生，常常私下抱怨老师管得太严了，不容任何不同的想法，当研究生简直就是在当计算器和仪器的按钮。对学生的不尊重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个别老师在做关键的研究实验时，要把自己的研究生请到门外站着。不仅当学生的没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尊严，当老师的也没有；小小的名气便是瞧不起他人的基础，四十多岁头发都斑白了还被叫做“小某”、还要去给别人当助手，连独立开课也不被允许。
与此相比，在美国立志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便要幸运得多，一上来便能挑大梁，两年以内便在最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很多。同样的中国人，在海外当当响，在国内窝窝囊，我想制度是主要的原因。美国的研究生导师一般只给学生提供钱和给项目上开个头，其它由学生自己去闯去做。学生遇到问题，老师给出点子和打气。学生做不下去了，老师帮忙转向。学生和老师是十分平等的。有几次我和导师有学术上的分岐，两人拍着桌子对吵——我的导师平时是一个非常温文和蔼的人，也是学术上一个方面的权威——如果导师见的确说服不了我，便与我共同分析一下我的方法会不会损坏仪器、浪费过多的经费和耗费过多的时间，然后让我自己去试去体会。果然有一半时间上我最终明白导师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也有一半时间上我能向导师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导师这时便很是高兴，认为我为项目带来了突破。几年以来，我与导师既有争论的时候，也有共同庆贺的时候，导师真心地希望我能超过他，师生的情感日笃。美国人一般十分尊重有主见的人，更看重能坚持正确己见的人。
当然，导师和学生也可能有利益上的冲突。本系与我同届有一位中国学生，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课题，但他的导师不让他马上毕业，阻挠、并在他的论文答辩上使坏。该同学一状告到学校，结果不仅他顺利毕业、由系主任推荐找到了不错的博士后，而且他三年来的成果属于他个人、而与他的导师不再有关联。所以，自由的第二要素便是法治保障下的社会公正。表面上“金钱至上”的美国社会有《反垄断法》和《遗产法》等限制个人财富和自由的立法，就是为了保障个别人的影响力不过度地干涉到社会公正。相反，在法律上少数民族可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利，美国的新闻也更加关注社会上的弱者和受害者。退一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呆得不痛快，大可换一个地方继续干。所以，我认为北大校友卢刚几年前枪杀导师和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并杀及无辜的行为，既是卑鄙的和残忍的杀人犯行为，又是对“自由”的完全无知——而不是象网上某些自封的“爱国狂”所说的那样是个“自卫”的“爱国”的行动：因为他杀了不认同他的美国白人。自由更加重视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责任。
我国司马迁在伟大的《史记》里，为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专门做了一篇《刺客游侠列传》。反过来看，几千年封建独裁之后，在中国做重信义、一诺千金的人，便如做刺客一般。解放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运动，敢于仗义直言的人是那么少，他们和他们家人的结局一般比三千年以前战国时代的刺客更加悲惨；相反，随波逐流落井下石迫害他人的人是那么众多。在我，刚上学便开始学写“在马路上拣了五分钱”、“给军属李奶奶挑水”式的日记，写过无数的决心书和誓言，批判过无数一无所知的人和事，背诵过无穷无尽的政治答题。统治者的心态，是即使不能给年轻人洗脑，也是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实话和负责任的胆怯的小骗子——对于习惯撒谎的灵魂们，重信义、看事实、定量办事的个人，便如刺客一般；按塞万提斯的说法：侠士和好主教大人的故事使胆怯的小市民心安理得，因为他们不会武功不是主教也就不必去想着打抱不平。
所以我们一旦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里，应该检讨一下个人灵魂深处撒谎的习惯。我到美国的第一个震惊，便是美国人对“撒谎者”的极度鄙视。个人的言行一致、前后一贯，是美国老百姓判断一个人的“试金石”。几年以后，可能是被“西化”了吧，我对许多同胞的办事方法实在不敢恭维。比如这几年国内的ＴＯＥＦＬ和ＧＲＥ成绩越来越高，许多人便另辟蹊径，给教授写决心书式的自荐信，言辞诚恳、声情并茂；并千方百计找到在这里素不相识的校友做联系人；其实一面已经在暗中着手转校和转专业；来了不到一年，便神秘失踪，把系里和恩师急得团团转——以为出了什么刑事案件；其人千里之外打个电话过来让联系人去给他擦屁股和邮寄行李，苦劝之下也绝不给系里和恩师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和给联系人留个电话号码。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样做其实很伤人心，许多教授已经立誓不从中国大陆招研究生，一些系开始象防贼一样地防大陆来的留学生，老生再也不愿给新生做联系人。其实在美国，转校和换专业是天经地义、受法律和校规保障的。许多人这样做的小算盘，只是多拿一、两个月资助。撒谎的习惯，也被一些人带到科学研究里。有些人对于导师的所有要求，一概满口答应，下来便造数据和程序输出，从并不工作的仪器里也能得出最好的结果，仿佛是在国内做学生实验一般。在民主的社会里，真正的自由是无法“法定”的，多数自由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而撒谎的人是无法让别人信任的，我们不尊重自由的结果将是做为整体地失去部份自由。我个人有时觉得在美国最受不了的“妖化”，便是被别人在内心深处当做说谎的种族。
我常常想，北大究竟要为过去的历史事件负怎样的责任。不错，北大也许是中国最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但是北大似乎欠缺了什么。从北大发起的历次政治运动，几次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历次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政治运动里，冲锋陷阵的都是年轻的学生。而当你一旦看到这些运动的领导者，都是一些刚上大学的“青少年”，你便不再奇怪这些运动非理性的特征和悲剧的结局。北大的中年老师们曾一再向学生们灌输民主与自由好的理念，风雨既来，他们怕受连累连“幕后”也不愿当，只愿自成一体高谈阔论；风暴一来，纷纷去讲学问做聪明人，使少数敢于坚持社会责任感的老师这样突出和孤独——所以我觉得北大的老师们并没有尽到全部的历史的责任。作为学生来讲，在运动高潮自己对前途也迷茫，就不该再去号召老百姓们去做什么，让群众去为自己铺路和堵枪眼，把人民当作做政治实验的小白鼠；北大的学生们也把历史当成作戏，十分追求戏剧效果，一旦不如意就丢开不管，对于历史也是不够负责任的。
自由的人真正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工作。我记得中国有一位受尽苦难的老歌唱家，在北大某年校庆时，带着对北大深深的敬意来为北大歌唱，他人老了，一个高音没有唱准，立刻引来台下一片嘘哄之声；我因恰巧坐在前排，而看清了他眼中老花镜后的泪水；不知有多少读此文的北大校友还记着这一幕
所以有时我生气地觉得，北大八十年代的民主热与自由热，不是出于对基本人性的追求，而是出于时尚的偏好。现在，坦率地说，我与九十年代的北大校友很有隔阂，因为他们一般不太看重我们八十年代这一批人视为基本人性的东西，而谈得更多些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性上不同，和站在纯粹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中华抱负”。几年以来，在与“洋人”们的交往上，我深切地觉得“老中”和“老外”在人性上是相通的，相信众生平等、世界应该大同。而我的许多同学和同胞，在这里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与洋人交往，却天天大肆批判别人，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臆想里。
在北大时人人大谈特谈自由与民主，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大概个个如此。而一旦到了民主与自由的社会里，大家往往热衷于破坏与滥用民主与自由的体制。举个例子来说，留学生一般都是自费生，拿Ｗ－２津贴，照理该交税。但大家不交税的办法五花八门，理由也很多很充足：虽然我拿Ｗ－２津贴，但我认为这是奖学金不用交税；美国反正钱多，不缺这一点；我已经交过税了——我的科研比钱对美国更重要；我将来“要回去”，我应该从现在就享受公费生的待遇；美国反正花钱白养黑人西班牙人白人，为什么不能白养几个中国人；美国不是讲人权吗？它就应该讲我的人权，养养我。聪明些的到中国城请人代办偷税。而中国留学生有了小孩却要拿美国的社会福利，因为我们是在养“美国孩子”。有绿卡一定要拿，因为“美国需要我”。来探亲的父母若有病，送到急诊室不要签任何字，让社会福利和教会出钱……其实，讲“人权”的社会里的许多好处，都是别人奉献给你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之一，便是在自由公开基础上的“公益”二字。税收是按照民主方式定的，在法律监督下使用。也许分配制度不是尽善尽美，但对个人，它不仅提供了比独裁更公平的机制，而且也给个人充分的抱怨修正的机会。如果大家都像某些同胞那样只会索取不奉献，占便宜只嫌不多，那么再好的社会制度也是要垮台的。
“以恶度人”的态度，也被许多同胞用来看美国。美国人笨，做题和考试远不如老子；我们偷税、不讲公德，不是也有美国人这么干吗？美国人让我们上学，不就是想将来靠着我们压榨我们吗？同胞们关起门来私谈，说白人多是男盗女娼，称黑人必叫黑鬼，但对任何对中国人的不利评价都要跳，动辄就是“围堵中国”“妖魔化中国”等帽子。别人说了什么、是不是事实，有多少是事实，都不重要，只要不是正面报导就不行。说实话，每个人到了海外，都有一段对有关祖国的事过分敏感的时期，因为在我们的爱国教育中，有着过多的“受害教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至上”的旧货，从未客观地分析看待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它民族的关系，而一直把自己当做别人的家长和恩人。近年来一些同胞到美国并千方百计地留下来，似乎就是专门留在这里“恨”它的。如此，不仅美国先进的东西学不到，中国落后的东西也看不见；留学爱国的目的又在哪里呢？
尊重他人，也包括尊重他人的信仰。在美国，基督教是主流。一些中国人为了增加社会关系和受教会的庇护，便积极入教和受洗；但私下对宗教并不以为然。国内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在这里往往是另一种积极分子。其实，没有很多人是傻子，西方的传教士早就观察到：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信，其实什么都不信。中国留学生应该认认真真地学学基督教深刻自省、平等博爱和切实奋斗的精神——这些我们传统文化中缺少的东西。
好了，我从北大谈起，已经谈到民主、自由和道德上。我所谈的，是北大和我们同胞身上最阴暗的一面。其实我在美国，遇到过许许多多献身科学有所建树和道德高尚的同胞和校友。北大和北大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其实是十分美好的，对我的培养也使我终身受益不尽——我写此文，就是缘于“北大精神”的感召，希望整个世界象北大未名湖那般纯洁和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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