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邑兰 2011-11-18
2011年，电视剧生产机构向广电总局申报的电视剧项目有三万多集，其中有一万集没被批准。
2011年11月7日，首届“中国电视剧编剧论坛”开幕当日，台上编剧们矛头直指广电总局新颁布的“限娱令”。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在台下一言不发。“今天编剧是主角，我是来听听他们怎么说的。”李京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半年前，李京盛在电视剧导演委员会上公开对“穿越剧”、“翻拍剧”表态，称“现在的穿越剧毫无历史观可言……不足以提倡”，明确表示短期内不允许翻拍四大名著。
“我强烈要求，不应该对中国文明所有的，包括了民族优秀价值观的戏有限制……如果一直在限制，我们骄傲的根源就没了！”编剧邹静之有些激动。这番话得到了现场最持久的一次掌声，有人直接叫起好来。邹静之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会长。编剧委员会成立仅半年，职责之一就是为编剧维权。
创作《钢铁年代》时，高满堂写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本报资料图
按广电总局的官方数字，2010年出品的国产电视剧达到1.4万集，每天生产40集；2011年前三季度国产电视剧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中国早已是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
相比“第一”，编剧们更在乎另一个“三分之一”——2011年，电视剧生产机构向广电总局申报的电视剧项目有3万多集，其中有1万集没批准拍摄。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手续不全，题材过于重复，还有就是自己不了解这个行当，没有资质的也跟着一块儿乱报。”李京盛对编剧们解释。
紧接着的“古代戏”、“年代戏”、“现代戏”分组讨论也不轻松。编剧们心里装着十万个为什么：面向历史和现实开矿，挖掘的尺度能有多大？怎样避免“形式雷同”？怎样表现不算“格调低俗”、“过度娱乐”？业界好口碑的戏却收视率惨淡，尴尬如何解决？
“取消作品审查之后，有了极大的宽松之后，我们的编剧就真的会随心所欲吗？一个巨大的自由到来之时，我们可能会一时间找不到北，先出现一些糟粕，但之后就会变好，观众、市场都有辨别力。”编剧委员会另一位副会长、编剧朱苏进语气坚定。
论坛闭幕式上，李京盛坚持“尺度”的重要：“我经常碰到很多同志问，这个题材能不能写，那个题材能不能写？我觉得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的同时，其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与其说是广电总局有尺度，不如说这个尺度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作家心里早就有了。”
“设限”还是“被设限”
“历史题材的当代艺术演绎，不允许人们随心所欲。”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庆瑞是坚定的“设限”派。他认为以往的历史剧由于没有“设限”，造成编剧“矮化自己，授人以柄，到头来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2003年，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电视剧《走向共和》，第一次引发了关于“设限”的广泛讨论。《走向共和》试图给慈禧和李鸿章等历史人物新的解读，但在央视播出后即被禁止重播，播出前进行过大量删剪。
反对者认为该剧过度美化慈禧和李鸿章；赞成者则认为它不像以往历史剧和教科书过多地从意识形态出发，而能就这些人物在历史情境中的局限性给予平实描写，是中国历史剧的一种创新和进步。由《走向共和》起，越来越多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开始重新解读历史人物，曾庆瑞认为这开了个坏风气，必须限制。
比起《走向共和》的事后设限，一些编剧认为，在写作之前，哪些题材不能碰，他们早就过滤了一遍。
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编剧周振天也是“设限”派。写完《神医喜来乐》后，接到不少制药厂的邀约，请他写写东汉名医张仲景。“喜来乐是我编出来的，我能随心所欲，但张仲景现在还被供着‘医圣’的称号，能写他泡个小寡妇、偷吃狮子头？我不敢。”
旅顺市曾出价6000万，请《闯关东》的编剧高满堂写日俄在中国的战争，高满堂拒绝了：“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掐架，蹂躏我们，然后中国还宣布中立，这个历史怎么作为旅顺的名片？”也曾有人出钱想请周振天写“八大山人”朱耷，他拒绝了：“八大山人是一个没落的王子，他对清朝恨之入骨，画的鸟兽都是翻白眼的，他坚决不和清朝合作，怎么写？”
“陈世美据说是个老实人”
“今天我们的电视剧继承了中国近一千年来的戏剧传统，它是大众文化，基本功能就是给广大的民众提供宣泄欲望的渠道。像二人转、田间地头的黄段子，包括暴力，那是人心需要。”编剧委员会副会长刘和平说。
“戏和历史要分家，最有名的哈姆雷特也是历史中没有的人物。”邹静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1990年代中期编剧的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铁齿铜牙纪晓岚》，至今仍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这两部戏正是用了“戏说”的方式。
《三国演义》“空城计”中，诸葛亮在城楼上抚琴，司马懿十几万大军压境，多大的动静，居然能听到古琴的声音。这段编来的情节在作者罗贯中眼里是“真实”的。“包括陈世美，我看了一些资料，据说陈世美是一个特老实的人，就是因为乡亲来京城，没有招待人家，人家给他编了个负心汉的故事。很多演义都是这样的，但不妨碍它成为现实主义的杰作。”邹静之说。
在邹静之看来，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都有非常独特的一面，是非常好的电视剧素材，但“安全”常常成为创作的藩篱。
邹静之认为“穿越”不是新鲜手法：“电视剧《西游记》就穿了，《红楼梦》刚开始也穿了，关键在于有没有表达的哲学。”
“穿越剧”并不是中国电视剧的原创。2009年，日本电视剧《仁医》创下了全年最高收视率，还在日本获得了33个与电视剧有关的奖项。《仁医》正是一部古装“穿越剧”。故事结尾，穿越到幕府时代的现代法医，开始着力推动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并为此历经磨难，有人发现了他是穿越人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医生回答：“为了创造一个大家都能笑得出声的国家。”
“曾经听周星驰讲课，他说三流的编剧写情节，二流的编剧写人物，一流的编剧写情怀。很多人将穿越剧贴上‘娱乐至上’的标签，其实如果我们有《仁医》那样的大情怀，广电总局对这样的剧应该是能够网开一面的。”年轻编剧刀寒说。
编剧史航三四年前开始看“穿越”题材的网络小说。他认为“穿越”类型中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有的人写“穿越”小说是想阻止一个历史悲剧的发生，有的人是热爱历史，看破红尘补红尘，对历史的很多节点进行补救。但现在的“穿越”题材电视剧，把一种“穿越”当成所有的“穿越”，就是勾心斗角、获美得宝，“现代的人知道历史底牌之后，跑到另外一个历史时空里，更容易泡到妞，更容易获得权力。这是一种意淫，短时间可以获得愉悦，长时间就伤身体。”
怎样写出“花”来？
在现有格局之下，什么样的剧本可以审查通过，还能写出“花”来？这是年轻编剧们在论坛中问得最多的问题。对此，编剧委员会会长高满堂给出的答案是：“找好角度，把握尺度。”
英国二战片《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讲一个德国纳粹军官的孩子和一个被囚禁的小男孩在铁蹄之下的友谊。“这些切入视角多么巧妙！”高满堂说，反观抗战题材电视剧，“迎面写抗日，迎面就写解放战争。更多时候，我们没有动脑子，没有选择好一个角度。除了打还是打，打得已经很疲劳了，却没打出东西来。”
高满堂最近创作的剧本《矸子山》讲述辽宁抚顺一座废弃的矿山背后，一群住在日伪时期劳工棚里的老百姓生活的变迁。
矸子山就像“煤城”抚顺的缩影，抚顺曾经因煤而兴，后来资源枯竭，许多矿山相继倒闭，矿工们住在劳工棚里，八百多人共用一个公厕，每天早上上厕所的大军浩浩荡荡。棚户区里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位高层领导去矸子山视察，看到矿工们的生活，当即落下泪来，说对不起老百姓。此后，抚顺市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对3.7万户棚户区居民进行拆迁、安置、建设和回迁大行动，许多老百姓住进了高楼。
按照常规，剧本的角度是这样的：领导发现了矸子山的问题，之后访贫问苦、搬迁改造。“如果按照这个角度结构的话，就毫无意义了，而且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不太讲究，老百姓跟着你半个多世纪了，你才解决这个问题？”高满堂决定写几个人，就是街道办事处最基层的党组织，写他们和人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
采访时，当地老百姓给高满堂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一个细节吸引了他：棚户区沟沟坎坎，岔路特别多，外人进了棚户区就像入了迷宫，很难走出去。小偷偷了一家人的褂子，被警察逮个正着，两人在棚户区里开始猫捉老鼠。追来追去，警察迷路了，正着急，屋顶上蹿出个人影：你还抓我不？正是小偷，在屋顶行走如飞。最后小偷跟警察商量，我领你走出这棚户区，你就别再抓我了行不行？警察合计，一件褂子也不算大罪，答应了。
“这个太好了，很生活啊！”高满堂找到了切入宏大话题的角度，“第二个是尺度，所谓的尺度就是分寸感的问题，因为尺度把握不准，就有可能毁了全片。”
创作《钢铁年代》时，高满堂从“大跃进”开始，写到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都是非常敏感的时期”。高满堂一度失去了方向，怎么写呢？这个年代又跨不过去。
高回想起采访鞍钢时听到的故事：那三年期间，全厂上下都饿着肚子。一天半夜，厂里一批技术骨干被召集到招待所开会。冶金、机械专家们以为又要搞运动了，非常紧张。到了招待所，厂长一脸严肃：“赶紧开会！”“开多长时间？”“一个礼拜。”“会议材料呢？”“没材料。”专家面面相觑，厂长又发话了，“走，上食堂去。”结果每人发一个馒头，一碗红烧肉。厂长偷着用50吨钢换了八头猪，“你们就是鞍钢的宝，我就算撤职，也要保证你们先吃饱饭！”
专家们看着碗里的红烧肉，热泪盈眶。“这样写‘三年自然灾害’，你看我们党多么关怀知识分子，当然可以顺利通过。”高满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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