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万恶的“旧社会”为何让“新社会”的人向往？

在中国大陆再度掀起“红歌”、播“红片”的狂潮之际，一名网友却在网络论坛发表了《不敢再播红片了，不然民众对旧社会知道太多了》的文章。文章揭示了“红片”所反映出的“旧社会”民众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福利，如可以抗议、可以自由办报纸、工人待遇高、没有强拆、学者可以独立做研究、有很多教会和慈善机构办的福利性质的医院等。

这名网友最后指出，“红片”再播下去，“以前的‘万恶的旧社会’就要包子馅掉底了”。该文迅速被各网站转载，网友纷纷跟帖热捧，称“红片＝哄骗”、“发誓一定要回到旧社会去”。看来，一直被官方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宣传“万恶的旧社会”所蒙蔽的人们，正在觉醒。

根据对百度的搜索以及官方的定义，“旧社会”乃是与“新社会”相对，是以1949年大陆建政为界，是时间标记上“他们/我们”、“敌/我”截然两分的政治学裁断。与此类似的说法还有“旧中国”、“新中国”。狭义地说，“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广义地说，还指1949年以前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

大陆官方一直向百姓灌输的是：“旧社会”和“旧中国”是反动的、压迫的、黑暗的、剥削的、丑陋的、愚昧的、灾难的、恐怖的、不义的；“新社会”和“新中国”是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也就是说，前者是地狱，后者是天堂。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被大陆官方视为“地狱”的古代王朝却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资料显示，一千年前的中国农业、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娱乐业都是世界最发达的，政治、经济、科技、工艺、文化、学术、军事等也都是世界第一。更有西方学者表示，至少在18世纪，中国还在各个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如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以及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降落伞、热气球、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蒸汽机的基本结构等，都是源于中国。毫无疑问，当世界尚处于朦昧时期时，中国早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期。

有着如此高度文明的古代王朝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儒家“仁”、“礼”基础之上的，如果其政治统治是黑暗的、压迫的、剥削的、愚昧的、不义的，那么对于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又该如何解释？对于诸多外国人那充满了钦羡的记载、对于古代中国百姓富足生活的描述又该如何解释？号称“进步的、解放的、光明的、福利的、美好的、文明的、幸福的、和平的、正义的”“新社会”，迄今可曾为世界做过如此多的贡献？可曾让自己的人民真正幸福过？可曾让世界发自内心地钦羡过？！

对此，为大陆官方辩护的御用专家们或许会避重就轻言道：同清末的腐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相比，中国人民已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因为这是一个足可以写就一本书的命题，这里仅仅就美国已故罗斯福提出的人所应有的“四大自由”来做比。“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先说言论自由。无论是清末，还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办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文报纸就已出现，而梁启超等于1896年创刊的宣扬变法思想的《时务报》更是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报纸。

清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实上，不管这些军阀怎样的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袁世凯短暂称帝时期除外），而且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不过多干涉，且尊重知识份子。当时的知识份子和社会团体并不害怕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的看法。正是由于公共舆论参与政治并监督执政者，使得军阀们不仅害怕社会舆论，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当他被任命为总理时就主张新闻自由，后来虽然受到舆论大肆批评，但没有压制，反而选择了下野。再如袁世凯，他对待百般谩骂自己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只是软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资五百大洋供养。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言论自由还体现在报刊杂志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就有一千多种，据说“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都愿意批评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辞激烈。当然，如果太过分，北洋政府也会下令关闭报馆，不过人家再开，政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只是设个新闻检查官，发现不合适的，也只是叫人家开“天窗”。当时记者被关、被杀的很少。那个轰动一时的邵飘萍记者被杀案也是源于其通共，而被张作霖手下杀死。此外，这个时期，人民上街集会、示威游行也并不罕见。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抚为主，即便抓捕了学生也会很快释放。虽然曾有开枪驱散学生的所为，但从不曾下令大规模的镇压，制造大规模的血腥事件。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份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讲师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200元，小学教师22-55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40元，警察为4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标准更低。1932年，北平注册的私人轿车不超过200辆，其中，大学教授拥有的汽车就占了五分之一。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这也是知识份子能彰显个性的前提。

自然，办报纸和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诬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国民党虽时有干涉，但并未禁止。而对于电影制作，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审查制度，但更多地是关注语言上的净化。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控制的西南地区，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丰富多彩。那时“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很大进步”，仅重庆一地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141个。

在清朝末年、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享有了一定言论自由的中国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谐相处。有了这样的自由空间，当然人们也远离了对极权的害怕，享有了远离恐怖的自由。至于中国人在上述时期是否享有了“远离贫困的自由”，这个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因为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社会大变动，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说。不过，以1927-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的过去。

反观大陆建政以来，一次次的运动不仅将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杀，而且让民众对官权产生了莫名的恐惧：1950年代末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更导致4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当今中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国大陆人也并没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为了基本的生计辛苦地奔波。这样的社会“新”在哪里？难怪“新社会”的人对于“万恶的旧社会”无限向往了。

说到“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回顾起文革岁月。其时，众多如雷贯耳的名人被逼自杀，有邓拓、叶以群、陈笑雨、闻捷、范长江、储安平、熊十力、翦伯赞、吴晗、陈琏、李平心、傅雷、老舍、杨朔、李广田、罗广斌、赵慧深、上官云珠、严凤英、顾而已、顾圣婴、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等等。追溯这些名人的自杀原因，对“新社会”和“新中国”也是一种警示。

邓拓，福建闽侯人，文革中的第一个自杀者。他的宿命可谓在1930年入党之前就已经注定。党任命他做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官职，他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文章相报，将党文化的洗脑用简短、可读的文字娓娓道来，从1961到1966年4月受批判时终止。被公开点名批判，称为“叛徒”的第三天自缢身亡。叶以群、陈笑雨、闻捷可以说都是学邓拓自杀，都是以理论指导下属给人洗脑，只是名气不如邓拓而已，但叶以群在上海、陈笑雨在北京、闻捷在兰州都小有名气。他们自杀看似屈辱，其实帮当局给人洗脑让人不敬天地、不敬神道佛，从佛教的因果说来看不算委屈。闻捷算是硬梆梆的汉子了，挺了5年，终于做不来野兽活鬼，开煤气死了，才48岁。而范长江和储安平都生于1909年晚清，都是大传媒的总编辑，但自杀方式和时间不同：范1970年跳井，比储跳河晚两年，受尽苦难。两人在清朝和民国都活过来了，就是没有活过他们为之出过力的“新中国”的17年。范长江曾经很感谢党，把他安排到了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的高官位置，权柄很大。储安平不会感谢党，他不满意国民政府没给他合适的位置但党给了，可是时间很短暂。他对大陆官方早就有清楚的认识：没有民主，就是专制。但他1949年他弃台港而择北京，也可为死得其所了。

熊十力，国学大师，蒋介石多么敬重他，视他为中华民国之宝，可他却在蒋委员长的生日宴会上骂别人光头，并以拒绝接受资助办国学研究所博取傲名。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以不学马列为条件，不肯改造自己，跟党也想傲慢。可后来却向毛泽东要钱办哲学研究所了，没要到；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他不断写信抗议，最后自杀。翦伯赞、吴晗、李平心都是历史学家，共同活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三人都是中共党员，李平心早在1927年就是了。翦伯赞被毛泽东尊称翦老，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吴晗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市副市长。李平心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和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这三人在中华民国都踩不着熊十力的脚后跟，可因为在党，都比熊十力风光。翦伯赞、吴晗、李平心因落差太大而走上自杀绝路，陈琏则不是。她没有大学问，说些话也就是些妇人之见。她的中共间谍身份被揭秘后，让父亲陈布雷不堪承受失职的心灵之重自杀。父亲自杀后，陈琏笑迎“解放”，任“新中国”的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可造反派却说她是叛徒、特务，要开除她的党籍，于是她48岁时跳楼身死。

傅雷和老舍成名都在中华民国，民国的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造就了他。中华民国让傅雷安全活过了在大陆的整个38年，并给了他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的名声。“新社会”党让他当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等，然荣誉不过几年，就把他划归“右派”敌对阵营；1968年造反派上门凌辱他，逼他自杀。老舍在中华民国上讲台可以自由讲学，有学生尊敬；在家里可以撰写《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有读者喝采。“解放后”他以中华民国给的文名换取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等职，但“人民艺术家”的名换的就是跳湖自杀。杨朔、李广田、罗广斌跟傅雷和老舍不同，很早就是党的人，都有作家的才华，在中华民国写作有自由：杨朔活了36年，李广田活了38年，罗广斌年轻也活了25年，三个人都心甘情愿成为毛泽东的地下团员、党员，努力颠覆中华民国。杨朔在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人4千万的年月里，还写了《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等虚假散文，李广田却再也写不出在中华民国能写的唯美诗篇，惟有整理《阿诗玛》还找回了一点荣耀，换得的就是文革批判，挺不过只有死。罗广斌写书，不以颠覆国民政府的地下斗争为罪恶，而是放大“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刑罚，塑造江姐，歪曲真实的双枪老太婆，结果也被逼在“新社会”自杀。

赵慧深、顾而已、上官云珠跟上面的名人不一样，都是电影界的名人，中华民国的左派艺人。赵慧深、上官云珠是相貌俊美的女演员，顾而已是电影导演。赵慧深演《雷雨》中反夫权的繁漪而投奔了“解放区”，还写了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顾而已导演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上官云珠饰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的角色。历史走到今天，人们才知道：两个演员的演出抹黑了给她们表演自由的中华民国，上官云珠甚至成了毛泽东们的玩物。顾而已导演的电影，表达的思想都是反中华婚姻或敬神传统的。可以说他们的演艺活动严重颠倒了美丑观念。严凤英1931年生，少儿时就走红戏曲界，完全是被动“解放”的，在军警严加控制下，在不得已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活动中，逐渐被改造思想，以“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做宝”的政治表态获得表演空间，从演七仙女、织女、花木兰等，到演革命宣传需要的江姐、柳金妹等，被改造成了红色宣传员。她在中华民国活了18年，挨过师父的打，却成了名角。在“新中国”活了19年，被逼死后还被剖腹检查是否有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顾圣婴21岁获得日内瓦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的女子钢琴赛最高奖，她的艺术才华一半是天赋，一半是中华民国奠的基。“新社会”给她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荣誉，代价则是1967年全家自杀的惨剧。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个生长在中华民国的青少年，如果在中华民国，他们的乒乓球才华一样能够得到展现，不会被批判被逼上吊。1957年傅其芳为大陆乒乓球男队夺得第三名；1959年指导容国团获得第25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姜永宁1952年获香港乒乓球赛男子单打冠军，为了乒乓球赛全国冠军回内地，成为国家队员和教练，也就丢失了英国对他的法律和政治保护。容国团在香港生活到20岁，1957年回内地，多次获世界冠军。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名人还有田汉、赵树理、柳青、崔嵬、盖叫天、丰子恺等两、三百人。他们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台湾、香港，也就选择了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远离贫困的自由和远离恐怖的自由。

什么样的心思和行为，往往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终极命运：像人就被当人对待，选择国民党和蒋介石而去了台湾的名人，如胡适；像动物就被当就被当动物对待，做人兽就别求善待，例如上官云珠。选择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自己是民众一员，就选择了不被迫害。选择共产主义，就是选择翻天覆地折腾人，也就选择了被批斗。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一走眼万劫不复，后悔都来不及了；这是外因。但看内因，自己的问题更主要：心邪或不正。例如陈琏搞情报做间谍，把自己父亲也当成了情报柜子。为了老公的选择，就非得跟父亲成对手？！

据北大教授魏荒弩《枥斋余墨》介绍，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毛泽东致欢迎词，郭沫若、茅盾等文坛名人、民革代表邵力子都有发言。邵力子时年67岁，白发苍苍，从“中山先生”说起，刚开头，37、43岁的何其芳、赵树理站起来大声嚷嚷和严词训斥。当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魏荒弩当时被“老区”来的这种“斗争精神”震撼了。如此文人的粗暴和痞性，“着实令人敬畏”，可能当时“新区”的文人都被惊呆了。魏荒弩震惊、：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呀？！

“赵树理、何其芳有什么资格当众羞辱邵力子”，这句话在“新中国”里就很成问题。

邵力子，浙江绍兴的清末举人，1906年留学日本和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创办《神州日报》等几种报纸，宣传反清思想和西方思想文化，支持五四运动。邵力子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的第一批党员，跟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创立中共。1926年8月，接受陈独秀、瞿秋白建议，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928年2月起，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国民党三届中央监委、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驻苏大使等职。任职期间，反对清共剿匪，批准出版《鲁迅全集》、《毛泽东自传》，支持共产党创办《新华日报》。1949年参与中共建政相关事宜。而赵树理，山西沁水的农民作家，主要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曲解农村宗法社会的变迁问题，为党在农村颠覆婚姻、社会传统的思想言行做文学宣传，以开创“山药蛋派”名噪一时。赵树理1937年加入共产党，历任文联常务委员、作家协会理事、曲艺协会主席，曾任《曲艺》、《人民文学》编委、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在文革被以“黑标兵”罪名遭到长期的批斗：游街示众，打断肋骨，跌断髋骨……隔离审查中继续挨斗，直到死亡。何其芳，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四川万县乡绅家庭出来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汉园三诗人”之一载入中华民国现代派诗群史册。著有《画梦录》、《预言》等散文集和诗集，诗作文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入延安后任“鲁艺”主任、朱德的秘书，文风开始大变，充满暴烈的声音，有《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诗作。1949年后，基本放弃创作，成了官方文宣界的政治“猎抢”，历任文艺联合会委员、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批胡风运动中的勇猛者，在文革中也成了“走资派”被批斗。邵力子、赵树理、何其芳，年龄上属于老少两代人，却是共产暴乱的同志。

现在再来评判邵力子遭遇何其芳、赵树理的政治训斥，脉络比较清楚了。把邵、何、赵三人当作中国人来看待，从中华文化传统视角来看，晚辈何其芳、赵树理不知礼数，以下犯上，属小人狂妄之举，欺负共产主义师门中的长辈、党的地下斗争元老和元勋，礼教上典型的痞子行径。这是性情温和的小人儒遭遇激烈的小人文痞，所必然出现的有违礼教传统的羞辱。但这三个人却又都志愿选择了由推崇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转入实践斗争和党文化的路径。所以这三人之间的这件事，又不能简单地视为礼教中的羞辱。

邵力子晚清举人，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内部比郭汝瑰更高级别的“潜伏”，都吃里扒外。郭汝瑰在四年内战中在情报领域，邵力子在共产党里搞宣传和政治斗争，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毛泽东没有邵、郭二人，是颠覆不了中华民国的。对功勋如此巨大，且资历如同陈独秀的对党国老人，被赵树理、何其芳这样的主要凭文字天才和痞性的小字辈进行政治教训，这难道不是冥冥中的报应？！

动不动就和人斗，以斗为乐，并非和为贵的中国人的毛病，而是党文化和毛泽东思想哺育出的劣根。何其芳、赵树理羞辱邵力子，由此立威，因不讲礼数的霸道成了大陆官方文学界的高官。几十年后，他们同样以可悲的命运结局，上苍的公平严正，再度令人惊叹。

综上，凡欲行不义者，不能不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