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 临沂离北京有多远？

[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在中国山东临沂市有一个村子，任何陌生人从此经过都会遭到严格盘查，骚扰阻挠，甚至殴打关押。最近有上百人前往验证，屡试不爽。新华社所属《国家财经周刊》记者石玉是其中一位，他利用假期和朋友前往该村，在路口就被拦截，然后被一伙不明身份者抓进车里，戴上头套，拉到不知何处的屋子里，关押殴打和抢劫，非法拘禁约20个小时，随后警方以涉嫌盗窃的理由将他遣送回原籍。两周以后，他被所在媒体解除工作关系。

这个村子里住着一位叫陈光诚的盲人律师。他曾经帮助残疾人讨回法律规定但地方政府拒绝执行的减免税费，帮助村民减除不该负担的土地承包费，还揭发当地计划生育政策中的野蛮行径，因此而被控以故意破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入狱四年。刑满释放之后，即便在构陷他的法律中，他也理当回归自由之身。然而，他的家成了新的囚牢，而且比监狱看得更紧。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被切断。数以百计的陌生人遭到拘禁、殴打和抢劫，就是因为被认为是前来探访他。为此，从他家到附近国道路口，常年都有数十人看守。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对一个盲人如此残忍，为什么要明目张胆地侵犯人权，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藐视法律？有一些不肯相信自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说，这是只会发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特例，原因是那地方的法治比较落后，官员比较狠毒，而且可能就是因为刚好遇到几任市委书记都特别坏。他们认为，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城市的官员也会觉得临沂给共产党和中国抹黑，只要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事，特别是让主张公平正义的温家宝总理知道这事，一个批示就可能解救陈光诚。

我不怀疑通过舆论的压力，有可能让中央领导批示地方政府放人。但这是社会抗议的结果，而不是山东临沂的作为让他们感到多么震惊——事实上陈光诚事件早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北京有关方面并非毫不知情。如果临沂真是一个例外，那么新华社下属媒体记者石玉在遭到野蛮殴打、非法关押和公然抢劫，回到北京之后，应该得到同事、领导以及更上级机构的同情、安慰和支持。事实上，尽管石玉声明这是个人行为，所属媒体还是受到压力，让他失去了工作。此事足以说明，陈光诚律师在山东临沂的遭遇，是一个系统性反应的结果。

在自由社会，石玉完全可以以记者的身份去探访陈光诚。但是在中国，他只能利用假期，以个人身份往前临沂，结果同样不被容忍。和自由社会中记者工作变更不同，在中国记者因为对敏感事件公开表态而被迫离职，是一种来自公权力的政治性惩罚。由于所有的媒体都受宣传部门管控，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记者已被所有媒体拒之门外。

临沂当局收买曾受惠于陈光诚抗争的本人地充当打手，并给予他们公开抢劫路人财物的机会，这对社会和人心的破坏实在是恶劣至极。但是，这样的事情，又何尝不是每天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公开的非法监禁，相当部分都发生在标榜文明的大城市里。跟囚禁工人的黑煤窑及关押陈光诚的临沂不同的是，大城市的监禁更加严厉，也更加令人恐惧，很少有人敢于公然挑衅性地前往探访。假如发生这样的探访，谁也不敢保证探访者不会遭到相同甚至更惨的报复。临沂离北京的政治距离，并不比地理距离更遥远。

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于陈光诚的声援，不仅仅是一种路见不平的同情，而且是对危及己身的系统性暴行的反抗。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遭受的往往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但是，毫无疑问地，这些报复也增加了系统运作的成本，最终会导致其破产。

同理，这些抗争也会导致系统的其他部分发生改变。近年来由于媒体市场化及媒体人的坚持，也由于整个社会的抗争力量不断增强，像石玉这样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记者往往还有重新找到工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