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国家一样，都是靠权力和强制建立起来的，当我们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可能和全球的现实有关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历史事实。”
原文：Yan Xueto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作者：Sam Crane
发表：2011年11月2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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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这段时间没有发博文――有好多工作和干扰。不过现在我又回来了……
昨天在《纽约时报》上，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引起了网站上的好一阵讨论。Manyul已经在发表了一篇评论，我昨天也简短地评了一下。今天我还想再做一点引申……
阎的观点文章差不多是他最新的一本书《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的压缩版，他在书中也引用了先秦诸子的话来阐述国际政治，因为战国时代其实是一场多极的政治之争，因此可以把当时的思想引申到现代世界当中来。这里有一篇对此书的不错的书评。阎的思想堪称复杂。他把自己定位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圈之中，认为他是一名”现实主义者”，但是谈到更规范的理论方面，”理想主义者”的想法通常是现实主义者避之不及的。他也常常将论述打造得好像是为了适应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和国家的外交政策之需。嗯，有意思……
回到那篇文章上来。
在他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混合中，阎合并了历史和规范理论。谈到先秦时期，他这么说：
这大概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各派思想百家争鸣，竞相争夺意识形态高地和更大的政治影响。但他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十分一致：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核心属性是符合道义的领导力。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但秦朝甚为短命，其成就比起后来的汉武帝实在逊色许多。后者将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软实力”相结合，实现了从公元前140年到公元前86年长达50多年的统治。
许多哲学家可能同意有道德力量的领导――儒家、墨家更受欢迎，而特别是韩非子阐述的法家则没有道义。韩非子在批评儒家的时候毫不留情，称之为”五蠹”，他在书中这么说：
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当然，韩非子事的是秦王，而最终也丧生于秦王之手，秦因为残暴无道而臭名昭著。重要的是，要注意到王道的统治带来的成功有限的。儒士们解释了王道，但先秦的很多实际的统治者们并不买账。如果我们能从孟子那里学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有许多政治家们的统治其实远离他所倡导的王道。
秦始皇是他们当中最无情、最不人道的一个。而他最终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最后赢家。他的秦朝通过残暴的武力统一了诸国。而且，他发展出来的政治体制和法制体系在短命的秦朝之后很长的时间内仍在延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家赢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因为法家才决定了历史上的中国国家结构。
我要提这个是因为阎是这么说的：”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这并非实情。虽然从汉朝以来统治者们独尊儒术，但他们也依靠法家的手段和权力来维持国家权威。儒家本身从来都不足以支持中国的政权。Victoria Hui在一篇PDF的论文中这么说：
问题是，真正的中国传统可以更好地用法家，而不是儒家来总结。法家是儒家的对手，因为它一心只想通过严格的规定和残酷的惩罚把国家权力扩大到最大化，无论是在内政治理还是对外的领土扩张上都是如此。但是许多中国人错误地将儒家当成是唯一的中国传统，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聪明地遵循了中国学者萧功秦所称的”儒表法里”的统治哲学。
在另一段中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的现实―理想主义的混合让他更倾向于把理想主义当成是解释的源头。（还是我们应该接受他自称的”现实主义”，然后怀疑他不过是想在中国集中发展军事力量的时候，把我们引向人道主义问题上呢？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认为他还没有从理想主义的历史中抽身出来……）
为什么中国的政权在外交政策上成功了？为什么他们成为了地区主导者，并成为了朝贡体系的王者？
是儒家理想的”软实力”带来的吸引力吗？还是因为这基于中国的军事力量之上，对这种强权的恐惧和谨慎让其他民族望而却步了呢？阎（尽管是个”现实主义者”），并没有聚焦于此，而是希望我们能接受前一种说法。
别误会，我认为儒家对于王道的理想很不错。我希望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领导人们能拥抱王道。但是我认识到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这些理想在遥远的过去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尤其是在中国。而且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军队和强制力量。当汉朝向西扩张的时候，它用的可是军事手段，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帝国扩张都是如此。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国家一样，都是靠权力和强制建立起来的，当我们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可能和全球的现实有关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历史事实。
我有些担心因为在某些学术圈中有一种”中国例外论”。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是依靠军事力量来与其他国家交往。Nicola DiCosmo 在他所编辑的书的序言中这么写道：
对中国文化有一种影响甚广的看法，它无关战争，也就不关心军事问题。这种看法在帝国时期后期和20世纪与去军事化或”无兵文化”联系了起来……
这就是阎学通有意或无意在他的论述中提出的看法。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这并不正确。如果我们严肃对待他的说法的话，即将古代中国思想应用于现代（我相信是有用武之地的），那么他需要更明确地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在建国和创建帝国时行使权力的现实情况。
我要补充的是，我完全同意阎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
那中国如何才能赢得世人之心呢？按照中国古代先哲的说法，要先从国内做起。实行仁政首先要在国内建立能够感召国外民众的治理模式。
这意味着政策的重心应该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这正在发生。中国政府没有着手解决法律上的不公（正如陈光诚目前所遭受的痛苦表示的那样）、也没有在着手解决贫富不均或政治腐败问题。
所以，我怀疑阎先生是否同意中国政府应当聚焦于目前被压制得很厉害的国内问题，并考虑不要过于扩张全球势力，也不要太压制台湾了？我怀疑现实主义者阎先生恐怕会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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