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本刊记者 张欢 王大骐 发自华盛顿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层政治既神秘，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题。
同样的问题对于李成来说，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尽管他也承认，有不可预测的因素会影响到他研究的准确程度。
李成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o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资深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政治和中产阶级。他还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国会中国工作组顾问团队、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百人会”等机构的重要成员。
布拉德o皮特主演的《点球成金》是今年美国热映的一部电影，主要情节是皮特扮演的棒球队总经理利用计算机数据分析，对球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让奥克兰一家不起眼的小球队能够与纽约扬基队比肩。
李成的研究方法和电影里的皮特很有些相似，都是建立庞大的数据库，然后分析其中规律，最终得出结论。只不过，李成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中国政治高层的人事变动–这常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没有规律的几个研究课题之一。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李成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公开的，他对于中国高层人事动态的英文和中文分析也都能从互联网上下载到–当然，在国内打开这样的网页，有时会显示404页面。
华盛顿云集了美国一千多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在这所距离国会山和白宫都不远的机构里，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一些研究人员，无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运动，它们都早有涉猎，而它们最著名的研究项目是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
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开展了一场有关“中国愤青”的研讨会，请来了李开复和《纽约客》驻京记者欧逸文等对华研究的资深人士。在时任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研究计划主任(后任美驻墨西哥大使)卡洛斯o帕斯夸尔看来，这些年轻人中的“愤青”往往有反美和狂热民族主义倾向。这些年轻人秉持的政治观点会否对美中关系造成潜在的冲击？当他们在政府或商界占据领导地位时，这些观点是否会影响他们？
李成是这次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人，像这样的讨论每天都在进行。我们来到布鲁金斯学会时，公告栏里有不同研讨会的信息，而每位研究员每天都能收到华盛顿各家智库的信息。在全球主要媒体中，几乎每天都有布鲁金斯研究员的时评和分析。当美国成为主宰地球的最重要政治力量时，智库研究员提供的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的发展进程。
美国学者保罗o迪克逊认为思想库是美国的第四种权力，托马斯o戴伊则把思想库看作美国政治决策过程中一种发挥中心作用的协调机制。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是把智库比作“旋转门”–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政要与研究者之间变换。“旋转门”机制使得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不但使美国政治保持了活力和有效性，也使智库成为政府培养和储备人才的港湾。
以本届奥巴马政府为例，从布鲁金斯学会走出去的政府高官就有十几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美国驻联合国特使赖斯、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国安会亚洲主任贝德、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o奥斯杰葛、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o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o达尔德等。
在希拉里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时，李成出任了竞选团队里的中国政策顾问。如果当时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李成很有可能会成为白宫幕僚中的一员。
近年来，中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智库的重要性，除了中国社科院等传统咨询机构外，新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发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家智库云集了大批前政府高官。
对比中美两国智库，李成认为，一家好的智库更应该让研究员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通过数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来说明问题，而不是让明确的政治走向来决定问题。
采访后，李成留给摄影师拍照的时间很短，他马上要去隔壁的会议室开会–美国商务部长约翰o布赖森来访了。
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
人物周刊：你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的更替，你的研究工具是什么？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收集到足够有用的信息？
李成：早期都是凭借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尤其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我是从1987年开始建立资料库，积累的东西也在不断更替和升级，现在已有两万个中国精英的资料，包括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比如高校系主任以上的都会有。另外还有专题分类比如说海归、清华校友网，金融精英等等。但主要是高层党政干部，比如十三大以来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材料。
我有很多助手，我会投入很多精力训练助手。数据输入要花很长时间，如果做得不好，结果都是无效的。现在随着中国的开放，很多资料都是公开的。即使这样，十七大的371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会有一两个人资料不全，即便他们的级别都已经非常高了。
人物周刊：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高层政治还是显得很神秘，你通过对公开数据的整理能得出什么结论？
李成：有许多趋势是可以总结出来的，可以看出很多新的格局。在1987年，当时还是十三大，我就首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之前的十二大是没有技术官僚的，三十来个省和直辖市的书记和省市长、近三十个正部长，只有一个人是技术官员，就是李鹏，当时他是电力部部长。就是一个人，才2%。5年以后就变成30%。
但是看副职数据就可以分析预测了，尤其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第一副部长，他们中较年轻的都很有可能晋升。1980年代，包括1990年代初，西方社会是否认中国有技术官僚的，但从这个角度分析，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
当时干部的文化结构都是很低的，1978年，大学毕业生在政治局里面只有23%，在县级干部里面是2%，军队将领是4%。后来政治局就几乎是100%，其他也都是90%以上。当然你可以说有些学历不正规，但毕竟还是拿了学历的。这些情况通过大量数字是完全可以反映出来的。
另外，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地方和学校的渊源，比如清华的毕业生有多少。我在1991年博士论文中就用数据指明了“清华校友”的崛起。1990年，当时很少有人去清华做社会科学研究，我就去研究清华的关系网，所以精确知道他们这些人以后会上升很快。
人物周刊：你会把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作为研究手段么？
李成：现任政治局委员当中有将近一半人我都见过，但这方面资源我很少用。有时候是访谈，大多是跟代表团一起见面。如果不是正式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访谈，我就绝对不会用于我的写作和评论。
虽然有很多机会进行近距离地观察，但我更多的还是通过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现在技术官僚比例开始下降了，从资料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2002年，技术官僚数量到顶峰，占高层领导的70%还多。但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回到百分之三四十。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校友网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网？
李成：也许不一定是最靠谱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网。黄埔军校是中国军官的摇篮，国共军队当中很多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你说能没有渊源吗？没办法，这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关系，太复杂了，要花太多精力，而且有时候复杂到你很难做出结论。但是中国1955年授衔，十大元帅有5个都是黄埔军校出去的，大将比例更高。同学关系太重要了，现在很多人是去读EMBA，就是搞关系去了。
资料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但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家庭背景，在资料库里是看不出来的，这个需要一些外界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很多也是错的，一方面是某人并不是高干子弟，却把他说成高干子弟，这种情况有很多；另一方面，很多人其实是高干子弟，但媒体从来没刊登报道过，而且这个比例很高。
“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
人物周刊：美国一些利益集团或者一些大公司会不会从你这里定制一些研究报告，比如他们想知道中国的某一方面领导人在想什么，或者某些策略走向什么的。
李成：我以前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有，但是到布鲁金斯工作后比较少，本身工作很忙，而且所有的成果都是公开的。我们不做秘密的东西，但我们会给美国领导人做简报。
简报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咨询，这是经常做的，我们也会给中国领导人做简报。我们所有的研究报告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的部分。
人物周刊：布鲁金斯学会是没有秘密报告的？
李成：是的。研究的独立性很重要，如果损失你的独立性，价值就大打折扣。不仅我们中国中心没有，其他中心也没有。作为个人，有些研究人员也许会做一些，但这不能代表布鲁金斯。可以离开、请假，比如说你到政府部门去做顾问，就得马上离开布鲁金斯，如果你给竞选总统做选举顾问，不能用布鲁金斯的名义。
人物周刊：那你在希拉里团队的时候，也是离开吗？
李成：2008年总统选举时，我们布鲁金斯外交研究项目只有一个人离开，就是赖斯，现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我没有离开，但只能是业余时间。不能占用办公时间，也不能用办公室电话，都是周末、晚上来做的。包括Email、复印东西也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原则，而且更不能对媒体说你是布鲁金斯研究员。
有时候会有一些模糊地区，我不想说我们非常神秘或者非常严谨。至少我们总要开会，每年都要签字强调这一点。到选举那一年，经常会收到布鲁金斯管理部门的Email，提醒大家不能够做什么。
人物周刊：那在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智库做研究员和在大学当教授的区别在哪里？
李成：大学是有终身教授的，目的就是要更多保护学术自由。智库大多数时候是没有铁饭碗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智库更接近于商界或者政界，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在最好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在著名大学做学科领头人。很多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也会跟智库有非常密切的往来，有时候是兼职或者客座。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到100人，但也有100个左右的客座研究员。
人物周刊：基辛格先生在回忆录上提到，在制定政策时，经常需要跟“外脑”探讨。如果现在奥巴马总统要制定一项对华政策，你们会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么？
李成：是这样的。这也跟总统本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以及具体什么议题。有些议题是我们布鲁金斯准备的，历史上，在联合国的建立、美国税务系统形成等方面，布鲁金斯是有影响的。
有的总统比如小布什总统，可能听智库比较少一点，而有些总统听智库多一点，这个很有意思。在环境能源问题上，布鲁金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许多主要研究人员都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总统自己有主意，总统咨询经常会有，但他是不是采纳也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中国中心，之前3个总统的亚洲主管都从我们这里出来或离开白宫后就来我们中心工作，这方面当然会有影响，而且他们经常会用我们这里的人，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真正决策中哪个是直接影响的，不能一概而论。
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
人物周刊：中美之间现在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应不应该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布鲁金斯有进行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么？
李成：当然有。中国中心只是研究一部分的，我们还有一个东北亚研究中心，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负责。在经济上还有全球化研究中心，好几个部门都在研究。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方面政治上非常敏感，中国的经济购买力强大了，可如果你不买美国的，买哪里的呢？其他地方也有危险，欧洲危险更大。美国的私有企业还是很健康，应该说美国经济中长远是好的，但是美国政府运作有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国进民退、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这些问题非常尖锐。国家这么强、这么多钱，钱该怎么用，应该创造性地看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转型靠内需，只有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医疗保障系统，使民众觉得有信心，但现在这个问题太大了，你没有信心，造成资金外流。钱多是好事情，但在一定程度上讲，又有危险性。
不论是买国债还是买公司，怎么个投资法，我觉得是有待改进的，目前中国许多央企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要跟美国搞好关系。每次中国领导人出去，都是大宗采购，其实购买东西不是给人家好处，是大家双赢。中国也有利益啊，但每次中国民众特别失望，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西方还骂我们这个骂我们那个，所以整个事情都给讲错了，使领导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中国也需要波音飞机，也需要空中客车，好像这种投资像是钱扔掉了一样，这不是扔掉的。美国政治不是靠你控制行政部门就可以的，美国地方不满意，美国国会不满意，美国媒体不满意，而且美国政治非常多元化。我觉得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来美国投资的话，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认为中国领导人能听到类似你这种批评性建议么？
李成：这里有一个制度问题，美国有两党制，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牵制，所以主流智库往往是说好话，说喜欢听的话。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制度限制了，但并不绝对。
人物周刊：对于明年召开的十八大，你现在会做什么样的研究分析？
李成：现在只是大的一些比较和模块分析，但实际上，在常委会和政治局委员的构成等方面，我们只能知道一个大概，只能知道一些候选人，最终还是取决于明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十八大召开之前政治局常委会或政治局的最后一次讨论。
做了二十多年的观察，我当然知道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强项和弱点在哪里。有很多办法今天是对的，但到明天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了。比如说退休年龄制度，这是合理的，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能够保证公正，但问题是一些地方官员五十多岁就要退下来，这是正当年华的时候，如果继任者能做好还可以，如果做不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最终也是要改变的，应该更多地通过选举的机制。
地方官员五十几岁就要下来，这就造成了59岁现象。关于选举，中国有很多人怕，有误解和畏惧心理。你可以做渐进的嘛，我完全同意渐进，完全同意党内民主。
人物周刊：你还是想通过公开的数据和学术框架来进行研究？
李成：对，不然要犯判断错误。首先你不要太听信谣言、传言，最后使自己难堪，很多传言最后证明是假的。比如某位领导人去世的谣言，很明显是假的：第一，有常委在海外出访，第二，去世要马上公布的。他的外甥还在外面吃饭，儿子还在作报告，我们看了相关信息，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人物周刊：可现实情况是，中国政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会对你的研究造成什么样的干扰？
李成：我在写十七大预测分析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人告诉我关于接班人的内部信息，尽管当时觉得这个信息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我还是不愿意修改我的分析，因为我更注重研究的结果。
人物周刊：如果以一个美国智库专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社会当下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李成：从历史角度来讲，中国是在崛起，但这个过程不会是直线的，有曲折变化。中国有很多强项，但也有很多弱项，包括政治制度的问题、人口结构问题、资源缺乏、环境污染等等，所以中国需要找到新的平衡点。
中国政府现在更多讲的是软实力，这很重要，中国的软实力也在上升，但是软实力的根本还是健康的公民社会，所以中国目前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民主的和改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
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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