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先生最近的文章，《为什么我没有跟“四不”坚决切割?》，在网上颇具影响，引发众网友热议。从网上的评价内容来看，支持与批评两种意见都有，支持的意见要多一些。笔者认为，文章以及所引发的热议现象，反映了当下对热点问题思考的分歧，即社会应该如何运动，公民应该如何行动。
或许笑蜀先生此文动机是好的，但是美好的动机未必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笔者看来，文章本身漏洞很多，逻辑也很成问题;不管文章的目的为何，不正确的逻辑就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么，依笔者之见，笑蜀先生的“四不”错在哪里呢?
首先，笑蜀先生认为，“四不”，即“不授人以柄，不冒犯官方，不挑战官方政治正确，不质疑官方的执政合法性”，这是民间发明，属于对社会抗争的客观描述;那么，按照笑蜀先生的这种说法，“四不”应该是对社会抗争现象的一种归纳实证观点，即关于社会“是什么样”的描述。那么，“四不”这个实证命题正确吗?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笑蜀先生犯了第一个错误，即选择性归纳。诚然，“四不”式的社会抗争固然不少，但那些非“四不”的抗争，笑蜀先生为何视而不见?杨佳是“四不”吗?宜黄钟家是“四不”吗?邓玉娇是“四不”吗?钱明奇是“四不”吗?这样的案例简直太多了。
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已由1万多起增加到6万多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之后，官方不再发布有关数字，而据粗略估计，近年来群体性抗争每年超过10万件。请问，在这些群体性抗争事中件，有多少符合笑蜀先生所归纳的“四不”呢?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说，这些抗争都是正当的。正当性与否，本身涉及价值观判断，属于规范表达，此处笔者无意讨论;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既然笑蜀先生认为“四不”是通过实证归纳出来的，那就不应该对其他客观存在的不利举证视而不见，否则就是选择性归纳，属于常见的一种逻辑错误。
其次，我们暂且退一步，暂且容忍笑蜀先生的选择性归纳，暂且同意“四不”就是对民间抗争行为的正确归纳;那么，“四不”命题正当吗?这立刻从实证跳转到规范，也就是价值判断。对于这一点，笑蜀先生很肯定，他认为，“四不中最值得借鉴的民间智慧，窃以为就四个字：斗而不破。”
看来“斗而不破”是笑蜀先生所推崇的价值观。但是什么是“破”，笑蜀先生并没有明确定义，笔者姑且理解为不与政府撕破脸，就是不破，希望这没有曲解笑蜀先生的本意。但是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笑蜀先生又错了，因为 “破”与“不破”，解释权就本来不在民众这边，而在官方;从多次事件经过来看，在官方立场，只要斗，就难免破，何来斗而不破之说?笑蜀先生又犯了虚假价值准绳的错误，因为“破”与“不破”，这个在笑蜀先生看来非常重要价值，其判断准绳完全由官方说了算。
或许有人会认为笔者在强词夺理，那么请问，上访者是要斗破吗?那为什么对他们黑监狱伺候?记者采访黑煤窑是要斗破吗?那为什么被打死伺候?钱云会反抗非法征地是要斗破吗?那为什么对他牢狱伺候?陈光诚为农民维权是要斗破吗?那为什么对他一家东师古伺候?同样，这样的案例简直太多了。
笔者曾指出，民不可抗官，是目前中国最核心的潜规则，因为它实际上维护着官民等级的社会秩序。不论出于何因，只要有民众涉嫌挑战“民不可抗官”这一潜规则，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权力的打击报复，这是官民矛盾的本质使然，古如此，今亦如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破与不破，完全由权力来解释，民众再奢谈，还有多少意义?斗而不破，在笔者看来，即使算不上一个美丽的谎言，也离谎言不远了。
再接下来，笑蜀先生说到，“要斗却不能一味硬斗，因为一味硬斗的必然结局就是斗破……这整个话语架构，逻辑机理，行为模式，与毛泽东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为纲又有何区别?”
不能硬斗，又要斗而不破，那就只能是“软斗”了。无论硬斗也好，软斗也罢，其目的都是一样，都是为了抗争维权，区别只是手段不同而已;而笑蜀先生却把“硬斗”类比作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这又犯了混淆手段和目的的错误。
笔者并不是说，硬斗是好的，或者软斗是不好的;笔者强调的是，硬斗和软斗都是手段，不是目的;而阶级斗争，本身是手段又是目的，因为它建立在阶级冲突假说的基础之上，以暴力斗争为主要手段，以消灭对立阶级为目的。
这里，硬斗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以较为“激烈”的方式来抗争维权(同样，激烈不激烈，又是个伪问题，主要也是由权力说了算);把硬斗比作阶级斗争，又是一个不严肃的类比。
不过，笑蜀先生还是留了余地，他说“即便四不的时代正在过去，完全否定四不也未免轻佻。毕竟，一个时代只能做一个时代的事。新时代需要新的抗争方式……”。
但是， “新的抗争方式”到底是什么?笑蜀先生没有说。而且，这个前提是“新的时代”，那么当下是不是“新的时代”?结合语境来看显然又不是。所以，笑蜀先生巧妙的通过当下语境，又把其他抗争形式的正当性给否定掉了。
总之，通过该文章，笑蜀先生或许无意，但是通过选择性归纳、虚假价值准绳、手段目的相混淆等等逻辑错误的方法，把除过“斗而不破”的“软斗”之外的抗争形式的正当性都否定了。笔者认为，这正是笑蜀先生此文结论最令人遗憾的地方。
笔者已多次说明，笔者并非否定“四不”本身，笔者也不是否定以“四不”为基础的“软斗”;笔者与笑蜀先生的最大分歧，在于如何看待除“软斗”以外的社会抗争形式。笔者认为，笑蜀先生的这篇文章，无论是实证归纳，逻辑演绎，还是价值规范，错误和武断的成份都太多了。
笔者认为，在价值日趋多元化、思想日益自由化的今天，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足够的谦虚与自制，克制住以自身价值观为出发点，冒然作出规范判断的冲动;而且，更不应该通过选择性归纳、虚假价值准绳和手段目的混淆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主张卫道;这不是严肃的学术行为;而且更进一步，对于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不能发声为自己辩护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也不是一种公平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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