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封标题为“有没有人管管历史老师袁腾飞”的投诉信件出现在北京海淀区群众事务呼叫中心网站。投诉称,网上风传的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的历史言论,“是唯心主义的、更是反动的、有害的。是否定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历史”,“他的行为是否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作为一个党员,是否没有起码的党性?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起来。尽快给予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

 

海淀区教委随后答复称,学校相关领导已对袁腾飞进行“警诫谈话,批评教育”,并且“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要求其今后停止一切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他部门的授课活动”。而在投诉网页上,当初的举报人留下的满意度评定是“非常满意”。

 

在我看来,此种举报相当龌龊。砍人是试图用暴力消灭对手的肉体,举报则是试图用暴力消灭对手的思想,二者同样野蛮而愚蠢,只能显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向公安局举报弄死你”的狭隘。

 

举报信的标题是“有没有人管管历史老师袁腾飞”,这很有意思。在讨论袁腾飞是否应该被管,以及如何被管之前,先得厘清他的身份。时评者魏英杰曾说袁腾飞“把小说当历史,把讲坛当学术,把课案当作品,乱得一塌糊涂”,直觉很好,抓到了袁腾飞本来的与外界赋予的身份之间的矛盾,不过没有深入。在我看来,袁腾飞是一个口才很好的说书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中学教师,但他不是学者,也非作家,由于其谈论历史的广度达到960万平方公里,深度却只有一厘米,因此也不能算是思想者。

 

袁腾飞能不能被管?当然能。就其中学教师身份而言,管约他的当是行业规范及个人职业精神。所谓行业规范,并非校领导等的谈话,或马列主义史学的教条,而是为业内公认的标准,比如认真教学,不迟到早退,不在课上课后猥亵女生等。至于其历史观点,不在行业规范之列;所谓职业精神,并非要他掐灭自己在历史领域的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出于职业精神,他正要坚持此种自由言论,只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对历史真正充满温情与敬意,而非轻佻与傲慢。就其说书人及业余历史作者身份而言,管约他的只有商业(而非出版管制)范畴的法律、读者用钞票投票的市场机制以及个人诚信道德,而不是“政治正确”挂帅的剪刀手爱中华的权威。

 

“沙门不敬王者”,师门亦然。师者无需敬王者,教育机构不应沦为政治宣传的附属,这当是共识。袁腾飞之被“管”,却再次证明,在当今中国的教育机构,独立思想既是稀缺品,也是危险品。如今,人们往往只哀叹大学独立精神之陨落,却不肯想想,如果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都无法逃脱被意识形态管控以及参与意识形态管控的命运,大学何以能够独善其身?

 

当说,在信息流动日趋自由的后极权社会,曾被高度管控的历史领域也开始松动,影视中历史题材的尺度渐渐放宽,即是一例。但课堂上的历史教育,却仍数十年不变地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制服,紧紧束缚。这耐人寻味。在一个威权社会,娱乐可能达到较宽松的尺度,一旦触及意识形态核心之一的全民教育,之前那轻松自在的休闲服,立刻就变成中世纪的刑具铁处女。

 

说回来,袁腾飞之“被管”,表面上是因为他惹怒了一小撮愤青,实质上却是因为他触动了官方一元历史的容忍底线。袁腾飞是应中国目前巨大的野史需求而生。所谓野史,未必是秽史,它不一定严谨,却锋芒毕露,不一定专业,却新鲜脱跳,恰好能让长期为一元历史禁锢的人群大口呼吸。更重要的是,野史及野论,往往较正史及正论更有血肉。鲁迅曾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袁腾飞之被热烈追捧,正是因为其不摆党史教授架子的野史野论,满足了人们对“政治不正确”历史的需求——而在此种需求中,又暗藏着正襟危坐、浑身都是和谐的官方史学的破产危机。

 

袁腾飞的价值,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叙述或判断的可能。即使叙述硬伤累累,即使思考或流于另一种标语口号,但这种“可能”,已经构成了对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一元史学及历史教学的挑战。就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袁腾飞是一个启蒙者。在跟随袁腾飞进入野史脱口秀的过程中,人们得到“颠覆客观”的快感,进而形成狂欢。

 

不止自然科学有民科,社会科学也有。袁腾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历史民科,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同时称他作启蒙者。袁腾飞当然是启蒙者,哪怕是靠大嘴讲学的方式,只要触发他人思考,激起他人去了解“政治正确”背后东西的兴趣,即是启蒙。启蒙没有多伟大,启蒙某种程度上被神化了。启蒙就需要袁腾飞这样的民科。当年高呼打倒孔家店的不少五四启蒙者,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上的造诣,同样民科。

 

作为启蒙者的袁腾飞,有自由言论权,但没有批评豁免权。袁腾飞面对的批评,大约有四种:

 

第一种是毛左以及五毛的愤怒言论。“揭批袁腾飞历史言论的反动本质”一类的帖子,在网上四处可见。借用张五常的一段话,这类愤青,“不是高傲,也不是无心向学,而是自以为是,以不知为知之,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们通常不知道问题的所在就提出自己的观点,对错分明,不考虑灰色地带,推理逻辑一塌糊涂”。对愤青们的怒骂,袁腾飞大可无视。

 

第二种是出于嫉妒心理的各种批评(商业竞争对手的批评也勉强可归入此类)。嫉妒不一定是不能容忍别人比我强,有时却是不能容忍别人的运气比我强。“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对嫉妒者的醋言,袁腾飞大可漠视。

 

第三种是出于史学洁癖的学术批评。虽然其措辞和论点不无书呆子气,也常带着令人不快的学识优越感,但其内蕴的尊重史实之专业精神,仍有相当价值。对这种批评,袁腾飞应当正视。袁腾飞轻考据而重清谈,因此其书其说常多硬伤,甚至闹出方孝孺是朱棣谋士的大笑话。如果一个历史工作者——历史教学者当然也是一种历史工作者——长期无视其叙事精确度,那么就很难摆脱妄人之嫌。当然,考据也没有多了不起,它只是一种工具,考据之于史学工作者,恰如犁之于传统社会中的农夫,后者固然也可以赤手空拳去干,但毕竟没有犁好使。

 

剩下还有一种批评,是不公开的,内部的,那就是粗鲁而僭越的行政批评。前三种批评基本限于话语,个别毛左可能会诉诸板砖,不过威胁不大;最后一种则不限于话语,威胁也最大,不止袁腾飞要当心,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警惕。

 

“礼失求诸野”。官方历史的吸引力与公信力既接近破产,民间讲史者如袁腾飞等自然崛起。奥威尔曾说,“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历史”。但在纵使割断海底光缆也不可能控制所有信息的当代世界,控制历史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控制的历史,也许可以轻易战胜已经过去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控制。

 

【附论——还有些想法,不适合写入正文,且缀于后。】

 

千百年来,正史的功能,与今日一样,多参与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兼具教化功能——不止教化臣民,也殷鉴帝王。但这种功能,从一开始就是僭越的,虚妄的。在西方主流史学理论界,历史决定论早被打成筛子。

 

一元历史的可怕之处,乃在于他宣布自己是绝对客观的,因此可以将任何与之意见或叙述不同的对手,都送上火刑架。但如布莱德雷所言,一部历史学没有所谓的偏见,乃是幻觉”。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预先判决的历史,鲁滨逊说的不错,“知识和思想是完全依赖过去的,而且只有过去才可以解释我们的现状和我们的事业”。

 

一元历史的可怕之处,还在于他因为绝对客观的幻觉,认为历史是有定论的。然而,历史并非一成不变,各时代的人都有权利从人类历史里选出和当时特别有关系的事实,进而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论。在克罗齐看来,所谓历史,只是一种精神活动,而精神活动永远活在当下,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说的就更为直接,他断言“历史学就是过去经验之重演”,依靠的手段则是历史学家“在心灵里复活它”,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

 

历史不但不是绝对客观的,反而可能是绝对主观的。安克斯密特曾兴高采烈地“为历史的主观性辩护”,在同名论文中,他声称,历史的主观性主要在于伦理和政治标准的引入,但这不会造成对过去的歪曲。伦理和政治标准与历史学家的主题具有天然的密切关系,它们可以帮助理解过去,而不是一种障碍。人们应该让历史学家真正承担起从令人反感的道德和政治价值中分辨其精华的最重要任务,这也是历史学唯一能够充分履行的职责。

 

在当代,几乎没有史学家会再将历史学看作是纯粹客观的科学,而所谓“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也早被证明是一个永远无法触及的乌托邦。历史学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历史学家、历史事实和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拥有主观成分。历史学家的主观既受时代影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精神——也即一个时代的史学主观——它将或多或少地把自己投射到史学家的脑中),又受个人经验、智力、心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历史事实的主观则更复杂些。首先,作为文献表现形式的历史材料,它本身就包含着其作者及其时代的主观;其次,作为当代史学家所选择运用的历史材料,它又包含着其选择运用者及其时代的主观。我们也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据的工作,其具体结论可能不受主观影响,比如名物典制、版本纹章、人物生卒、地理沿革等等。但这却仅仅是史学家所应掌握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历史事实”,因为它如果不通过历史学家的解释、分析,本身没有任何内在意义。而历史著作,不论从叙述还是语言,从史学假设还是推论过程,都包含了前述的种种主观因素。

 

不过,承认历史学中的主观层面,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将主观无限放大,那只能导致绝对的历史相对主义,进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如果历史纯然成为一种虚构,那么人类的集体回忆就将濒临灭绝或者崩溃,我们今天所踏的大地也将浮在云端。托波尔斯基曾说:“既承认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客观历史存在,又承认历史学家的创造性认识功能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也就是说,历史的客观实在确然存在,它就安详地躺在时间的河流,我们无法将它完全再现,只能带着种种时代的历史前提假设,运用尽可能精当严密的史学方法,无限接近它的“复活”。虽然最终复活的可能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影子,但这影子,也必定既有历史实在的骨骼形状,也有我们自己的血液在其间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