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此言不错，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可以作为此言的旁证。邓小平说：好的制度会逼着坏人变好，坏的制度逼着好人变坏。”（大意）两句话意思虽不尽相同，但可以相通相参。
因此，对于民众素质和品质的好坏，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政府和制度要负主要的责任。如果人民普遍变坏，社会道德败坏，首先应该追究政府，问责制度。首要的问题是“教育”政府、改良制度。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就毫无责任。“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当年美国准备用原子弹炸日本时，有人提出异议，说战争与日本人民无关。当时的美国总统就说了这一句话。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制度。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向好，也可以互相促退、共同变坏。
二
对于当今中国的政治黑暗制度落后，主要责任无疑要由领导阶级、强势集团去负，但广大民众、弱势群体也有一定的责任。有人说，当今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之低下，是有史以来十分稀有的。我颔首而补充说，当今民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之低下也是有史以来十分罕见的。
改良政治是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工程，仅仅着眼于“上面”（领导、政府、政权和制度的层面）是不够的，还需要与改良民众、改良社会结合起来，与思想启蒙和文化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一个思想落后、文化贫瘠、道德沦丧的社会，是建立不起一个好政府、建设不出一个好制度来的。
当今中国政治改良和制度转型的艰难及危险程度，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没有儒家文化的奠基、指导，没有具备基本道德的社会土壤，别说开不出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花，勉强开出了，也会劣质化乃至异化掉的。
以前总因为老百姓是淳朴无辜的，其实不然。当今社会的野蛮、溃败和丛林化，也有百姓们的一份功劳。强奸抢劫、造假制毒、屠杀孩童、残害父母、“小利灭亲”、挟尸要价等等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不都是老百姓干的吗？还有，见利忘义、唯利是图、作奸犯科、告密出卖、帮闲帮忙、助恶为乐、坑蒙拐骗、同类相残、恩将仇报等等可恶现象，早已成了民间的常态。
所谓弱者受辱，拔刀向更弱者。老百姓是可怜的受欺受骗受辱受害者，也常常是可恶的欺人骗人辱人害人者，害起弱者和更弱者来毫不手软。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然哉然哉。
自古以来，不论君主怎样无道、官僚怎样无德、政治怎样黑暗，相对来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普遍比较淳朴厚道，唯独今时今世例外，上面坏得普遍，下面同样普遍的坏。
三
正所谓官不官，民不民，官贪民恶，官恶民暴，官钓民的鱼，民则相互钓鱼，官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民是中山狼不得志也猖狂…。尖锐对立的两个群体在特权崇拜、利益至上、利己主义方面完全一致，一致的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一致的贪婪无度怯懦无勇冷酷无情厚黑无耻，对利益的追逐一致地取代了对道德、正义、理想的追求。
当然也有好官和好民，但那是极少数一小撮，九牛一毛耳，凤毛麟角耳。就整体、普遍而言，双方同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坏起来都没了底。
为什么政治改良这样艰难？为什么体制内外少数仁人志士的多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为什么改良的呼吁始终得不到官方和民间的丝毫响应，连温家宝总理的改革声音也显得那么孤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社会道德的普遍败坏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具有一定责任感正义感的“良官”与“良民”都太少了，没有“温床”嘛。
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改良，需要真正汲取民主自由的精华，但它利民利国却不利于特权利益集团。没有忧民忧国爱人救世的精神，没有一定的政治、社会责任感，没有相当的道德内力和智慧远见，既得利益者当然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利益。即使是温家宝总理，相当认同普世价值，颇有制度改革的想法，但付诸实践的内在力量只怕也是有所不足的—-不仅仅是外部条件不具备而已，其言与行的不一致，原因既有外在、客观的，也有内在、主观的。
至于大多数弱势群体，知道民主自由的好，也无非是抱着搭便车心理。尤其是在民主低潮期，绝大多数弱势群体是不会积极响应、更不会主动为这一特殊的公益事业冒风险献力量的。2010-9-4东海儒者余樟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