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 (Perry Link) 燕青(译)

林培瑞(右)和一位复旦大学教授

我 的父亲是一位很激进的左派教授。1930 年代的时候,他就曾带着学生去(前)苏联参观访问,后来,他又崇拜毛泽东。对我来说,除了父亲的影响以外,我本人还是美国国内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对 越战学运中的一个积极份子。所有这些,都让我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

*给北京写信*

我第一次尝试着去中国是在 1967年的时候;那时我刚刚从大学毕业,住在香港。我给北京发了一封信。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执;两页纸,读起来,感觉是一个不大懂英 语的红卫兵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打字机上写出来的。对方在信里解释说,中国人民对我本人并不怀有任何敌意,但是,我的祖国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帝国 主义国家,因此,我不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在我离开香港之前,我买了四卷毛选,为了把这几本书安全带回“美帝国主义”的领土,我还特意把书的封皮都撕 掉了。

*九龙*

与此同时,我在香港找到了在法律上仍然属于中国的一片土地,并决定去那里。这就是九龙城寨。过去,它是清 朝的一个边远哨所,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九龙城寨可以说是被国民党、共产党和英国方面统统抛弃的一个角落,布满了杂乱无章的大小胡同,据说是贩毒人士、妓 女、犯罪团伙的聚居之地。当时,一些浸礼会教徒(Baptists)在那里办了一所小学,我就自愿报名在这所小学教英文。我知道,这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 本营,但是,至少在法律上,它是“中国”的一部分。

直到1973年的五月,我才真正踏上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壤。

*亲历乒乓外交*

1972 年四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刚刚访问了美国,那是自从1949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的破冰之旅。我那时给中国和美国的代表队做翻译。当时还是激进的学运份子 的我,“领导”了美国翻译团队中的另外几个人,一块儿拒绝为中国代表团到白宫会见尼克松做翻译。我想,中国方面可能因为我的这一“表现”,对我印象不错。 需要解释的一点是,就在尼克松会见中国乒乓代表团之前一天,尼克松下令轰炸越南城市海防(Haiphong),对我来说,在这种情势下,美中之间在白宫的 玫瑰花园若无其事地展开对话,道义上说不过去。

*‘友好人士’之旅*

一年以后,美方的几位翻译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这 次,被允许了。四个星期之内,我们去到了广州、上海、苏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整个行程,包括住宿、伙食、飞机、火车、游览费,等等加起来,只有 550美元,可以说是中方为“友好人士”开的特价。不过,在那次旅途中,我之前对“人民共和国”理想化的看法,开始有了转变。

*‘四害’没有全灭*

当 时,我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型照相机,时而一个人出去散步,为的是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面貌”。之前,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曾经读到自从1958年的扫除“ 四害”运动之后,苍蝇在中国已经绝迹了。当我在苏州一个白色的石头做的桌子上看到一个苍蝇以后,我马上就把它拍了下来,内心里感觉有所斩获,免不了还有一 丝的得意。

*被让座*

在延安,我们四个“老外”登上一辆公交车以后,司机一声大喊“外宾!”四位本来坐着的乘客马上站起 来,主动把他们的位子让给我们。我旁边本来坐着的一位老者,也站起来,把他的位子让给我;但是我感觉,他并不是很情愿这么做。我说:“您请坐吧!”但是, 他什么话也没说,继续站在那里。我感到很尴尬,也继续站着。

汽车上人很多,甚至有些拥挤,但是,一直到下车,那个位子就那么空着。

*软卧与硬座*

在 乘坐火车的时候,我们“老外”都是睡软卧,其他大多数人都是硬座。我当时脑子里社会主义的原则性还很强,我问导游说:“为什么要有软卧呢?除了我们以外, 还有谁坐软卧?”导游回答说:“领导。”“为什么领导要睡软卧?”“领导工作繁忙,负担很重,需要软卧。”我当时不明白我问的问题很傻。

这件事,让我脑子里原先那种没有任何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印象,开始模糊了。后来,整个旅途期间发生的其他几件事,让这种印象更加模糊了。

林培瑞(后)和一位工人在一起

*伟大领袖的口号择地张贴*

有 一次,我们到唐山煤矿去参观。我们一行乘坐电梯到地下的矿井,然后又乘坐地下小火车在隧道里转悠。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标记,比如“慢行!”“鸣笛!”等等; 我注意到,这些标记都是用繁体字写的,而且周围看不到一句革命口号。这跟地面上的情景截然不同。回到地面上以后,我问导游:“地下那些矿工们,他们工作的 地方怎么没有毛主席口号呢?”导游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地方太脏啦!”对我提出要把毛主席口号刷到那么脏的地方这一点,她似乎感到很不快;而我的感受则 是:肮脏的煤矿,工人们可以在下面做工,但是却不适合张贴伟大领袖的口号。

谈到导游,在上海的一次经历,让我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其实非常缺乏安全感。

*母亲的纪念品*

我 的母亲出生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是一位热爱土地和大自然、十分淳朴、又实在的人。她最爱吃的是麦芽精(wheat germ),褐色是她最爱的颜色。在上海的时候,我在一家小商店里看到一把高粱杆儿做的扫帚,手工、自然,代表了劳动的神圣,我觉得她肯定会喜欢,可能还 会挂在墙上当摆饰,于是就买下了。

不过,被随行的导游看到以后,麻烦就来了。他问我:“你买那个干嘛?”

我就把我母亲如何如何跟他讲了一通。

“我给你去换一把好的!”

说着,他就把扫帚从我手里拿走,去到店里,换了另外一把回来。在我看来,他换回来的那把,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对他来说,换回来的那把更加完美无缺。扫帚换完了,但是,这件事儿还没完。

在回到旅店的路上,他问我:“你母亲难道不喜欢丝绸么?中国有很多丝绸,中国还有玉雕,有景泰兰,你为什么单单要挑一把扫帚给你母亲,以它来代表中国呢?”

听了他的这一番话,我开始意识到,在导游看来,我为母亲买扫帚带回美国作礼品,是一件对中国“不友好”的举动,这么做,是在说,我和我母亲“看不起中国”。

*内心深处是否尊重劳动人民?*

这 件事,让我在心里反复琢磨。这个导游,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否真地尊重劳动人民、尊重那些拿扫帚干活的人呢?他更希望我为我母亲买丝绸带回去,是不是因为在 他看来,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更加尊重丝绸、而不是扫帚呢?再或许,他是不是生活在一种谎言里,那就是,人们都假装扫帚比丝绸更加有价值、 但是心里并不这么想呢?

在访问中国的那四个星期里,我有几次试着跟普通中国老百姓搭话儿。但是,结果并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常常是围了一 圈人,好奇地注视着我们,但是,围观者都不说话。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30左右的男人,和我短暂地对视了一刻。我张口问:“你叫什么?你好吗?”我的问话 显然让他浑身上下不自然,他的脸上露出几乎是痛苦的表情。看到这些,我也就不再问了。

*比河马更加稀有*

孩子们有时也会 围观我们,很好奇,而且似乎不像大人那么拘谨。只要在街上走上10分钟左右,后面就会吸引一大串儿粉丝。有一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老外” 经过北京动物园门口,一群本来拿好票要去看河马和斑马这些稀有动物的孩子,看见我们以后,选择不去看河马,而是出了动物园,一路跟着我们!

*孩子个个都要为人民服务*

说到孩子,在西安的时候,一群孩子围住我们,看上去愿意说话。于是,我就问其中一个男孩儿:“你长大想要做什么?”他口齿异常清楚、自信地说:“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

我于是问另外一个孩子:“那你呢?”“我也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一模一样的语调,一模一样的回答。

我接着又问了几个孩子,回答也都是一样的。我不认为这是“导游”事先安排好的,但是,不管是事先的训练使然,还是一个孩子看到前面的孩子回答得好,后面就都跟着说一样的,所有的孩子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记*

1973年以后,多年来,许许多多的事让我意识到,我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那时候对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多么地肤浅,多么地错误。

但是有一点,让我搞不懂的是,那些和我一道、同属60年代左翼青年的那些人里,有一部分,至今还不愿承认自己当年的判断是错的。为什么呢?有什么不好意思、或者说是要感到难堪的吗?

我们当年很幼稚,相信了一些谎言,这都是事实,但是我们并不是谎言的编织者。难道不是那些谎言的编织者应该感到难堪吗?另外,我并不认为多年来我在信仰上有任何的改变。

在60年代后期,我崇拜毛,因为我向往的是和平、自由、公正、真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今天,我憎恶毛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只因为我依然向往和平、自由、公正、真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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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林培瑞(Perry Link)常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东亚系执教,目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UC Riverside)跨院系校长级教授(Chancellorial Chair for 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

本文最初以英文形式发表于香港[信报]网站博客专栏(www.hkej.com),原文链接请见http://www.hkej.com/template/blog/php/blog_details.php?blog_posts_id=6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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