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

来源: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23期

普世性或者特殊性,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

笔者在“谁在乎西方模式?”一文中曾提出,论及发展模式,首要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好的模式”。敏锐的读者立刻追问:究竟什么是好的?对谁而言是好的?这类关于价值标准的追问虽不新颖,却至关重要。近年来相关的讨论十分热烈,往往围绕着“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的议题展开。但是,普世性或特殊性,对我们价值观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我对此抱有相当怀疑的态度。

在我看来,我们信奉某种价值,不是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普世性或特殊性,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我们关于好坏对错的观念,并不来自那种抽象属性,而是源自一些故事以及与故事纠缠在一起的道理。有人珍视个人自由,有人坚持尊卑有序,都是在自己成长的经历及社会化过程中逐渐确立的。

会有谁是依据逻辑原则来确立价值观的吗?比如通过三段论式的推理:因为个人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大前提),而我是人类的一员(小前提),所以,我信奉个人应该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利(结论);换成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亦然。这种推理清晰明确,却有点匪夷所思。也许在哲学反思层面上,价值的普世性与特殊性是有意义的问题,但与实际的人生体验相当疏离。

这种辨析的现实意义,在于问题焦点的转换,转向我们所信奉的价值的实际含义及其来龙去脉,而不是其抽象属性。无论提倡还是反对某种价值,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可能不是诉诸其普世性或特殊性,而是探讨这种价值与我们生命体验及文化实践的关系。

比如,如果碰巧你有一个同事是大男子主义者,你主张男女平等,因为这是普世价值;他相信男尊女卑,因为是中国的特殊价值——然后怎么讨论?着急了你可以说,不承认普世价值就不是人类,他就回敬,不坚守特殊价值就是“非我族类”。这样下去,大概只有不欢而散。

也许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谈谈我们共享的当代文化与所谓“中国传统”有哪些异同,说说身边让你钦佩爱戴的女性人物,再问问他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这种交谈,是在分享形成一个价值信念的真实来由,虽然未必能保证达成一致,却可能有助于澄清彼此的分歧及其原由,也就更可能接近共识,或者以求同存异方式和平相处。

有一次两位同学在我的课堂上发生争论。甲同学相信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重要的普世价值;乙同学反驳说,人权实际上是伪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并主张“民生才是硬道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甲反问“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乙回应“你大概已经被西方观念洗脑了”。接下来的对话就有点剑拔弩张:“就算我被西方洗脑了,全中国有几亿人都被西方洗脑了,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要开除我们的国籍啊?这就达到你分裂中国的目的了吧?”“哪有几亿人?不过是一小撮‘西奴’而已,开除你们也没什么可惜!”“一小撮是多少?你调查统计过吗?有证据吗?”“那你开口就说几亿人,你有证据吗?”“请不要反问我!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种抬杠式的争论,已经偏离了生活实践中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于是,我提出几个问题请他们思考:如果你给领导提意见会有丢失工作的危险,你会不会顾虑犹豫?这是否说明(在某种条件下)你实际上珍视难得的工作机会甚于言论自由?或者,这反而说明言论自由应当得到保障?“民生是硬道理”是中国独有的价值吗?西方人愿意无条件地为言论自由牺牲民生吗?“民生”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否包含让人生活得有尊严,还是说像饲养场一样“喂饱了”就算解决了民生问题?尊重人权(包括言论自由)与保障民生,是根本冲突还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妨碍公共秩序?缺乏自由的强制性秩序,会不会比较脆弱?有没有可能实现一种“自由的秩序”?

细致地讨论这些问题仍然会出现新的分歧。但我们发现,分歧的关键,很少关乎价值的普世性与特殊性,而更多涉及各种价值在不同情境中的优先性排序。我们也发现,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早已是中西融合、难解难分了。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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