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5日 13:50:39

  
   (这是为报社写的八周年征文,一百多位同事写了自己与新京报的故事,不少文章令人泪下,我写的偏闪亮一点。结集出书了,估计半个月能出来。)
 
 
   潘采夫,1976年生,河南人。2004年12月来到新京报,在文化副刊部负责文娱时评版,断断续续做了7年,热爱编辑工作,醉心猫鼠游戏,埋雷成瘾,闯祸无数,办出“新京愤青版”。其间送文娱同事吃离别餐超过一打,终难逃7年之痒,于2009年6月辞职,进入网站,但浅尝辄止,当年速度回归,调到评论部,继续负责文娱时评版。2011年3月调入体育新闻部任,嘴脸大变,排雷成癖,名曰把关,愤青去矣。
   
   

贩卖闪亮的文章和闪亮的人

   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2003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新京报创刊招人的广告,但没往心里去,没觉得这张报纸有什么不同。直到一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失去了一次共襄盛举的机会。
   那时候我在“联办”工作,就是办《财经》杂志的财讯传媒。2004年,一个叫王晶的年轻人找我,问我是否认识新京报的人,他想去求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没有帮上他忙。一段时间以后,王晶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入职了。
   我那时才真正动了去的念头,但是也不太强烈,抱着姑且试试的念头,去找我的同事猛小蛇。猛小蛇是当时新京报文化部主编王小山的哥们,他把我的简历转交给王小山。不久王小山回话,说人已经满了,没有编制了。
   王晶去了文化副刊部做文娱时评版,那块版后来我做了七年。王晶对我说,如果我想去,他可以给我李多钰的电话。我就把简历快递了过去,附上我做过的一些报纸版面,以及写的一些评论。当时我在中青报下面的《青年时讯》兼职做读书和专栏编辑,每周偷偷跑去两次做版,这份兼职持续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联办”为止。
   快递寄出,很快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位于虎坊桥的新京报社面试,地址在光明日报的老楼里,八楼。
   记得那天我要去东单踢球,就穿着一身运动服,背着一个运动包,跑到八楼。李多钰和王小山在同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王小山烫着一头懒洋洋的卷发,后来他告诉我那是自来卷。
   李多钰笑吟吟的,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你是河南人吧,我给你分享一个段子哈:一群狼坐着京广线去南方,路过郑州的时候,下火车觅食,他们经过一个房子,听到里面有小孩在哭,有个女人在说话:‘你哭,你再哭,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喂狼!’这群狼听了这话,就蹲在窗户外面等,因为那个孩子一直在哭。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孩子也没扔出来。狼们只好悻悻地离开,还感慨了一句:‘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忘了,记得嘿嘿干笑了两声,这算哪门子面试啊。出门的时候,王小山送了出来,说不好意思啊兄弟,没想到还能进人。这个当时还气质很倜傥的家伙,成了近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世界观,我的交往,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都受他影响太大了。
   
   那些闪亮的姑娘们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有几个品貌不端的小伙儿上来和我拥抱,他们都是体育部的。那时我已经给新京报写了一年的专栏,他们以为我去的是体育部,所以我在八楼第一批认识的,反倒是体育部的编辑们。
   文娱部的同事我挨个认识之后,马上就被他们震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怎么把这么一坨神人给攒到一块了?很佩服李多钰相人的眼光,她有句名言在小规模流传:我就是以貌取人。不知这句话的真伪,有好奇者可问当事人。
   那拨人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个性,再找不到那样又扎堆又闪亮的个性。我最崇拜的是惊才绝艳的江海蓝,八零后小姑娘,北大才女,杂草般的黄头发用头绳一捆,浑身穿的丁零当啷都是链子,外形绝似长袜子皮皮。她的文字自由不羁又趣味盎然,记得给我写的一篇评论标题叫《莎士比亚的汤的汤的汤》。有次主编怪她编的稿子不好,这姑奶奶马上发表骇人的演讲:“拜托你他妈的用脚趾头想想,记者给我写的是一坨屎,我再怎么用金子包装它也是一坨金子包的屎啊。”后来她辞职去云南泸沽湖开客栈,临走前到主编的格子间里辞职,也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反正可怜的主编边往外跑边喊:“李总,暴暴蓝要打我!”暴暴蓝是江海蓝的昵称。
   还有王春晖,会唱歌,整天跟乐队玩。报社有个晖迷协会,每到各种节日,她桌上总能收到鲜花,上面还从不署名,那肯定是同事送的。大仙一般的张璐诗,据说会四五国外语,包括广东话,她现在正在欧洲漫游,当时有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外国男友。还有新京报第一美女天蓝,刚来报社的时候,到哪里都能造成交通堵塞,直到现在“一姐”地位也无人敢觊觎。出国留学的牛文怡,一下飞机就来了新京报。金秋还是业余在酒吧驻唱的艺术青年。张映光、周文翰是北师大二散仙。张映光留下的名言是:作为一个记者,你采到了就牛逼,采不到就傻逼,就这么简单。
   王小山就是这帮神人的大头领。他是新京报喝酒文化的创始人,也是酒桌上的守望者。我们八点签片,每到七点多,他就开始敲着桌子催,你们倒是快点啊,这么慢还哪有时间喝酒啊,我们在南都的时候,版可以不做,酒不能不喝,世风日下啊!我们就嘻嘻哈哈地把版做完,找一个大排档,喝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再回家睡觉,下一天继续。
   我没想到的是,我进入新京报,取代的竟然是王晶。他做文娱时评版不太让人满意,就让我接替,他改做记者,一个月后,他没通过试用期。王晶哭得挺痛,这是他很看重的一个工作。小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怒之下自学三个月法语,竟然考到了法国一所大学留学。几年后回来,又去南方都市报当记者。看来真有报纸情结。
   
   袁伟时单挑纪宝成
   
  
   记忆有些不清晰了,我记得编评论版约的第一篇稿子,是黄集伟写的。当时《天下无贼》放映,我不知道该找谁写影评,就给黄集伟打电话:“ 黄老师,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我刚来新京报,不知约谁写稿,您能帮帮我吗?”黄集伟先是强调了一通他有多么多么忙,最后一句是:“好吧,我写。”那篇头条评论就是《冯小刚,毕业了!》。黄老师可能没意识到,这篇精彩的评论对我有多么重要,基本上属于“一举奠定了历史地位”那种。
   但真正帮我奠定了地位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那时我到新京报已经半年,虽然尚算称职,却是不咸不淡。年轻人需要大阵仗来博取名声,这个时候,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伸出了援手。
   某天新京报报道,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开始招生,那是校长纪宝成的重头项目。这个事情很好玩,当天《南方都市报》的文化部主编王来雨就写来一篇《国学需要弘扬吗》,为一次大讨论打响了头炮。第二天,人大一位中文系博士主动投稿,对王来雨进行反驳。我见到此稿,说实话有点见猎心喜,就给加了个“观点争锋”的栏目名,重点刊出,然后又约王来雨再次反驳。一来二去,火药味儿浓了起来。王来雨又给我推荐了正在上博士的王晓渔,1977年的。王晓渔又推荐了徐来,1979年的。一个比一个年轻,文字一个比一个老辣,让我看着稿子,幸福得直哼哼。
   但这样有点小打小闹,需要给“战事”提升一点级别,邀请重量级人物出山。我给袁伟时教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嘻嘻的:“我已经答应你们前面的版了,不过一千多字,不解渴。”我赶紧以篇幅诱之:“我这边给您一个整版,您随便写,最多可写六千字。”老袁同志有点动心,答应写出来给我,顺手把约他稿的曹保印给拒了。
   6月12日,袁伟时文章发到,我排上版,字数不多不少,删一字而不能。付型给王小山看,他一气看完,抬起头的时候叹了口气,说了四个字:“牛逼大了!”
   这就是我职业生涯里刊发的最轰动的一篇文章:《评纪宝成校长的“振兴国学”论》。文章刊出之后,战争烈度果然飙升:新儒家陈明、,自由派学者,人大国学院派出的代表,还有各路青年才俊,都纷纷加入战团。人大国学院教授袁济喜主动投来一篇痛骂袁伟时稿子,本着公平原则,我也是全文刊发。而徐友渔不肯袖手旁观,也拍马横枪单挑袁济喜,一场大规模国学论战爆发了。
   袁伟时的那篇评论让我获得了总编辑奖,奖了一千块钱,我写邮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袁老师。过了几个月,他写来邮件,说那篇评论被《新华文摘》选入了,于是作为奖励,广东省委宣传部送他五千块钱。邮件里袁老师相当得意:“原来袁伟时比李耀军还要厉害啊!”
   这样的争论,让我真正找到了做评论版的乐趣。当然也乐极生悲,2006年,纪念鲁迅诞辰七十周年特刊,李多钰交给我来策划,我就弄了个名字《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里面最有趣的一个版是我写的《和鲁迅的虚拟对话》。我以现实的社会现象问鲁迅,他以自己著作中的原话作答。结果正是因为这个版,这份特刊在印出后又销毁重印,把虚拟对话版毙掉了。
   遭到销毁命运的版一共有两个,除了鲁迅那个,还有一个《秦桧与秦淮十二艳》的评论。第一篇的理由是恶搞历史文化名人,第二篇的理由大概忘了,好像是改动了对秦桧的历史评价吧。
   几年之后,我请黄集伟喝酒。他听说我不做文娱时评版了,就送我一个礼物——正是当年我做的那个版,他收藏了,七年之后从报纸堆里翻找了出来。纸张已经泛黄,他找了个镜框,把版样放进去,送给我留个纪念。头条就是黄老师的那篇评论,下面是“魔岩三杰”,最下面是刘德华,“写在边上”的栏目当天主持是王春晖(松木)。
   
   新京报的人口贩子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创刊时,新京报很少大规模公开招聘,更多的是同事私下推荐。包括创刊时候,也是呼朋唤友投奔新京报,本来都是一个论坛上混的,突然某天全成了同事,那开心的样子,真有点像去二龙山搞聚义。
   王晶是通过王春晖加盟的,他又给我提供了渠道。所以,我到新京报之后,就顺手把“贩卖人口”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了。
   徐来是在国学大讨论时认识的,我的评论作者,2005年他才24岁,学问大得简直没有边,供职于《东方早报》。他的文章我都给署上“徐来(上海教授)”,以示滔滔敬意。一次去上海参加朱大可的活动,终于见到了“金童”徐来本人,果然灵气逼人。遂引诱之。没成想不久之后,徐来就抛来秋波,向我打探新京报的“行情”。我在大办公室奔走相告:“徐来教授要来了!”
   徐来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女朋友黄维嘉。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写文章敢情比徐来更好。这点成就,足以使我在炫耀中度过余生了。
   戴婧婷也是我的作者,这位北大小姑娘,研究生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是郝建老师的学生。她组织过北大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给我写第六代电影的影评,文字清秀又来劲,又让我动了邪念,终日勾搭。结果戴老师一毕业就来新京报报到了,并且接替我做了两年文娱时评版,我则晃荡着不知干了点啥。
   武云溥来新京报,其实我只能算得上“亦有贡献”,但吹牛吹到酣处,一顺手就把功劳据为己有。其实是王谨把武云溥的简历发给我,我又发给了萧三郎。但青年才俊的举荐权,还是很吸引人的。
   于德清认识的更早,是先成为朋友后成为作者。他在《华夏时报》的时候,就帮我的乡亲们讨过薪。后来华夏又欠他薪,我就推荐来新京报。结果他当时没听我话,去了新浪,受尽摧残两年后才迷途知返来了新京报。
   卢漫是我最后一个推荐进来的。这个小姑娘刚毕业,就立志要进新京报。我约其见了一面,感觉很漂亮,也很爽利,听说刚失恋。本着为新京报单身兄弟们考虑,我就赶紧推荐给了王悦。现在她已经是社会新闻部的一把好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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