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时，翻阅过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岱的《陶庵梦忆》等书，由于阅世尚浅，只觉得笔者的文笔尚可，而记载实在是太琐碎了。等到人到中年后，再读这两本书，方能体会到孟氏追忆宋室南渡前汴梁之官民生活百态，以及张氏回忆满清南下前江南的繁华，寄托的乃是沉郁的家国之思。
去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有关清室覆亡、民国肇兴的新书出版甚多，这类书多半是从中国传统史家的角度谈朝代更替、江山得失之镜鉴，匆匆过眼，我并不太留意。而对一些民国时的读书人传记或回忆录，饶有兴趣。这些读书人，有一个特点是生于清朝，而其一生功业主要成就在民国，他们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情怀，又有凿通东西的现代知识分子视野。他们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所思所想与所忆，尤其值得关注，可看成一代失去文化家园的知识人心灵史。
看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后我才知道梅先生除了那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给中国教育留下了太多的遗产，也能解开我曾有过的一点疑问。以前我看钱钟书、曹禺、吴晗、韦君宜、赵 俪生、何炳棣、何兆武等人的传记和自传时，很好奇为什么这些大家都出自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要知道，1925年清华才设立大学部。清华大学短时间内能跻身全国一流乃至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和梅贻琦先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梅贻琦是一个职业教育家，他是一个最没有“大师范儿”的大师，寡言少语而内心坚毅，初与人相交并无多少人格感染力，他常说的“大概或许也许是”也被师生善意地调笑。但正是他办事公道、生活俭朴清廉、尊重人才和教学规律、刻意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品德和办事风格，能使清华 和西南联大的师生敬服，从而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之所以说梅贻琦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斯文”，是他真正把维护“斯文”——尊重文化和学术放在第一位。梅氏的办学理念概言之为三句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三句话，可与至今尚立在清华园内一块石碑上镌刻的陈寅恪悼王国维的一段话参看。陈氏在悼文中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若无梅贻琦维护“斯文”的努力，靠庚款乃至更多的钱，是办不好一所大学的。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病逝，葬在新竹清华的校园内，他的同道蒋梦麟先生为之撰写的碑文称其“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不为过誉。而今，其墓地所在的“梅园”花木成林，成为校园一景，正合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说。
去年清华百年校庆，除了冠盖云集外，多少人能想起梅贻琦？
2010年齐邦媛的《巨流河》在大陆畅销，2011年出版的《齐世英口述自传》在大陆亦有相当的影响，一个民国时代东北政治史不能绕过的人物，其声名要在其殁后借女儿的书而被此岸更多的人了解，不能不说有一丝辛酸。清末民初的大东北，是胡子的舞台和流民的容身地，关内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对这个地方的人不无偏见与歧视。而齐世英无论见识、胆识和仪表，在当时都是多数人难望其项背的精英，他留学日本和德国，看不惯张作霖将东北看成自家禁脔，参加郭松龄倒张，后流亡国外，然后南下成为最早的东北籍国民党员。他希望东北这块亚洲最富饶的土地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文化，成为文明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生追求民主，不屈从权势，这也是他和张学良不相容的原因。到了台湾后，参加雷震的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开除国民党籍。至死他都是台湾的东北人的精神领袖。
郭廷以和齐世英是同龄人，他生长在河南舞阳，从文化上讲，中原是开化较晚的东北所不能比的。然而在郭的童年时期，中原已衰落了，从其回忆录《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就可看出当地民生之艰，不独鱼米之乡的江南，即使是东北寻常百姓，也比之优越得多。“普通七八口之家，一个月吃不到几两油，所以亦没有机会吃油。夏天吃的蒜枝子或其泥汁，也只是加点盐巴，滴上几滴油花，用筷子系个小铜钱，在油罐中一沾，再挤一滴。”郭和齐一样，青年时视南方的国民党为进步力量，服膺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俩和梅贻琦都加入了国民党，和政界关系密切。郭廷以出身于中央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历任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教职，去台湾后，在“中研院”任近代史所所长，卸任后游学美国，病逝在纽约。
《也同欢乐也同愁》为陈寅恪先生三位女儿回忆父母之作。知道陈寅恪这个名字，乃是在16年前读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从那以后，这位辞世多年的学术大师进入公众视野。他的《柳如是别传》我断断续续一年才读完，此书多有枝蔓，须沉下心来，慢慢体会。《也同欢乐也同愁》值得注意的是：一是陈寅恪和唐筼的结缡经过，可见陈氏虽游学东、西洋，然骨子里的门第观念很强，其治史，亦很看重门第对人的影响；二是此书和陈氏遗著一样，用繁体字排版，乃为子女者对先父遗愿的尊重；三是抗战胜利后，陈氏一家回到清华，此时陈寅恪先生已盲，问女儿可否在清华园内看到某块石碑，即上面镌刻他所撰纪念王国维的悼文，中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句。
陈寅恪先生最终谢绝了去港台之邀请，留在岭南。他和梅贻琦、齐世英、郭廷以先生不一样，作为清朝巡抚之孙，进士之子，民国对他而言，亦是新朝。这本书对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的经历，只是一笔带过。而齐、郭两位先生的自传，对去台湾后的经历亦语焉不详。其中或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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