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一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毛泽东不是还使用他嘛。
  
    二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2429,-2.00,-0.08%)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三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延伸阅读:
  
  
    何乡: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平反
  
    1976年的冬天,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具有太多的戏剧性。
  
    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充满阶级斗争语调的文章背后,是江青与华国锋对毛泽东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一场争执。毛泽东去世后,在谁是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公开的斗争就开始了。
  
    文章刊发后仅两天,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瓦解“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在这之前,胡耀邦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
  
    据新华社资深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叶剑英曾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主张,并请叶选宁转告给华国锋。在胡耀邦看来,当时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生产。
  
    不过,他的观点当时并不被华国锋等人认同。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与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停止批邓(小平)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来的斗争虽然波折,但胜负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再往后,华国锋的权力逐步被解除。虽然胡耀邦还要面对党内诸多的方向性争执,但勇气和策略让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胜出。
  
    中央党校平反先声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中央党校已在文革的冲击下成了一个停止运转的烂摊子,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重新恢复中央党校工作后,胡耀邦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时仍然被党中央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1977年的中央党校,还笼罩在这一阴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头子当作保护伞。
  
    在1977年9月的一次党骨干分子的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向都是以中央决议为准。而胡耀邦的回答颇令在场人士振奋,虽然给出了限定条件,但他明确表示:“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过去了,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他说不提倡也不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支持。”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对笔者说。第一张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是李公天和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撰写的。这一标题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小字报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线”实际上和“江青路线”是一丘之貉。他们五人都在小字报上署了名。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中央认定康生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李公平说,“平反冤假错案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
  
    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李公平举例说,1964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文革中,拒不认错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为王介山平反时,时任党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认为,文革时的处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为一”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所以“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还得保留,不能平反。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则明确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
  
    在中央党校组织日常工作之时,胡耀邦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舆论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张目。在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胡耀邦决心利用这一表述,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师杨逢春、叶扬和陈中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刊发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虽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上的那些观点,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作者和《人民日报》即收到1万多封来信。
  
    但这篇文章却遭到组织部门的抵制。胡耀邦为此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署名“本报评论员”。以“毛主席”的名义,反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当时常能取得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对组织部门进行“换血”:“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时,中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郭玉峰被责令做检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职。新的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来担任。上任伊始,他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
  
    陶铸的夫人曾志时任副部长,据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同登喜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却步。他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三大工作组: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组,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组。胡耀邦还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他,不要阻拦,有写给他的信,不准扣押。他想要改变中组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形象,让它成为真正的“党员之家”。
  
    声势浩荡大平反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说,在1980年前后有声势浩大的进京上访群众,一旦他们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游行、抗议等行为,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个“上访闹事”的名叫傅月华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42158124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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