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要求实行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特别是三权分立制度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迷信西方民主制度。迷信西方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与内在矛盾。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的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现代的议会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本主义统治由于其阶级本性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理论内容与实践行动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在实践上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例如，一方面通信自由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一方面宣称彻底的新闻出版自由，一方面又以种种方式取缔新闻出版自由。所以，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资本主义实际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必定被抛弃。
很多现代西方学者都意识到资本主义民主这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巨大反差。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得克萨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公共事务中心主任查尔斯·J·福克斯和美国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项目副教授休·T·米勒于1996年出版了《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一书，书中对于西方选举民主进行了批判。他们从三个方面对西方民主进行了反思：其一，西方民主的反馈程序值得怀疑，可信度不高；其二，西方民主的选举过程也是存在问题的，也是不可信的；其三，西方民主选举的结果更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民主主要是为了有钱人。2010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共同举办了“中德发展道路比较：现状与前景”学术研讨会。德国著名学者托马斯·迈尔在研讨会上就民主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提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条件下，社会民主制度不可能只有一个惟一的模式，而且，直到今天也从没有存在过惟一的模式。比如，在对民主的理解和民主的实践方面，美国和欧洲之间就有特别大的不同。美国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而且也很不充分的民主制，这个民主制度其实是由某种金钱政治来左右的。在西方，各种民主理论层出不穷，从自由民主论到社会民主论，从精英民主论到大众民主论，从共识民主论到技术民主论，到处都盛开着“民主的鲜花”。其实，这是民主的“海市蜃楼”。西方的民主实践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鲜花，而是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是精确制导、电磁轨道炮，是一小时全球打击。
第二个矛盾就是社会普遍利益的标榜与资本特殊利益代言之间的矛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每一个试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新的阶级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更不例外。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前宣布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阶级阶层与其一起奋斗，推翻封建统治。而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后，依旧宣称自己代表全社会的普遍利益甚至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旦普遍利益影响到资本的特殊利益，资本会毫无悬念地废弃普遍利益。
瑞典“雇员投资基金”方案出台的前前后后就说明了这一点。在1971年工会联合代表大会上，瑞典金属行业工会提出了“限制财富集中”的强烈要求。根据这一要求，大会决定由工会运动的著名经济学家L·麦德内尔组织一个研究小组以提供对策方案。经过艰苦的努力，四年后，研究小组提交了著名的“麦德内尔方案”。这一报告强调实现下述三个目标：第一，完善以团结为基础的工资政策；第二，抵制在私人企业完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财富集中；第三，增强在生产过程中雇员的影响和权力。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将企业的部分利润，从雇主私人手中转为雇员的集体财产，进而推出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具体设想。1978年，社民党代表大会就联合报告进行了讨论，原则上接受了联合报告及麦德内尔提出的利润分享的思想，但是认为仅以此报告为基础作为正式决议条件尚不成熟。大会决定就此问题进一步研究，为下次党的代表大会制定具体的报告。此次大会后，社民党对雇员投资基金的态度逐渐明朗化。1981年，工会联合会与社民党的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联合小组于当年完成的新报告——《工人运动与雇员投资基金》。该报告以麦德内尔方案和1978 年联合报告为基础，提出了进一步的具体设想。“麦德内尔方案”公布之后，“雇员投资基金”问题在瑞典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广大工人坚决支持工会联合会的立场，认为在企业中通过掌握所有权来扩大雇员的作用和影响是绝对必要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主的代言人，并有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及其社会利益集团的21个组织曾拒绝参与讨论这一方案。后来，雇主联合会和工业联合会共同发表了一份反建议，主张给工人一些在一定时期内即可转让的股票，这是一种将所有权限制在私人手中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做法。更有甚者，在议会召开秋季例会时，瑞典一些主要企业家为向议会施加压力，曾组织了一次高达7.5万人的进军议会的游行，反对建立“雇员投资基金”。这充分显示出资本的特殊利益所在。
第三个矛盾就是民主的文明表象与野蛮本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民主给人们的表象似乎是文明的、文质彬彬的。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有了以议会制为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下层阶级就无须再进行革命了，因为议会制尤其是议会中的下院已经成为了下层阶级意见表达的场所。英国学者拉尔夫·密里本德曾经讲，下院无疑是英国政治体制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其根据是，它的重要性并非源自于它拥有实权，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十分珍视一切经过选举的原则，从而使政府具有绝对不可缺少的合法性，对于遏制和约束来自于下层的压力来说，也许再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因为它使下层人士相信，没有必要去寻找革命的代替办法，用以进行任何必须改革的手段已经具备。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有了民主制，文明统治就开始了，资产阶级不需要再借助强大的武装来实行镇压了。是否如此呢？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为了维护资本根本利益，在资本利益受到挑战的地方，其野蛮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巴黎的无产阶级为了把民主革命引向无产阶级革命，在6月22日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无产阶级发动的六月起义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六月革命侵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于是，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资产阶级发射了霰弹，炸开了无产阶级的躯体。被屠杀的起义者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而被放逐的有15000人。这就显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本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1871年3月18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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