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不是“政治小说”，而是“底线小说”
借着《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影视作品，作家刘震云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年底，他担任编剧的重磅影片《一九四二》将和观众见面。除去身上著名作家、编剧的标签，刘震云的日子过得和他作品的调子一样朴实、鲜活、低姿态——每周要去几次菜市场，熟悉各种蔬菜水果的价格变化，老赶快收摊儿才去，因为菜能便宜不少；有时专门赶下雨天儿去，茄子一块钱一堆儿，买完挺高兴跟捡了大便宜似的。
刘震云不喜欢因为自己著名作家的身份就弄得跟别人不一样似的，他特别“愤慨”地跟记者投诉：西客站过街天桥的滚梯老是封起来的——就你们晚报能管这事儿，赶快帮着呼吁呼吁，不要让那些赶火车或者下火车的人这么狼狈不堪，花了纳税人的钱建的设施为什么不能让纳税人享用呢？已经年过五十的刘震云说起这些还跟“愤青”似的，“投诉”完，他赶紧抿了口水——“一说这些就火儿大”。
刘震云口中老念叨着“底层人民”，他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中，依旧表达了一个底层妇女的呐喊，这不但是刘震云第一次以女性为视角展开的小说，还是他首次借鉴了微博的作品。在故事最重头也是升华的最后一章里，有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老史，为了赶上一场牌局，发愁买不到回家的火车票，举着“上访”的牌子果真被遣送回家了。这个流传于微博的段子在刘震云笔下被赋予了极荒诞的色彩，也是整部小说的基调。昨天，本报记者专访了作家刘震云，请他在新作上市之初分享自己的创作和生活故事，他不忘用独有的刘氏幽默“调侃”——给个大点的版面呗，怎么也是个知名作家啊，别光登那些明星。
关于新书
中国人特容易把事情说乱
记者：最近几天都在为新书宣传，说的有些疲倦了吧？
刘震云：作者应该都用书说话，而不是自己出来说，但我发现现在还没有一个作者做得到，因为书不能放在仓库里。作者一般都得走这么一段“苦难”的历程，只是方式不一样，国内我们是面对媒体，国外是面对读者，我去过欧美推广我的书，是举行朗诵会的形式，可以在大学、图书馆甚至一个村子的仓库里，去读你的书。
记者：现在国内还没有时兴“读书会”这种方式。
刘震云：其实这种方式会更好，我已经试着在推广。这比让作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书之外的话更好，我最近在一个大学里，演讲完，就说我读一段书吧，因为你用你的语调情感，读自己的作品，和读者的交流更直接。我看学生们的反应都很好，说比看一个明星的表演要好，我准备把这个风气推广到互联网和电视上。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名字很特别，实际上她是讲了一个因为“假离婚”上访的妇女，把一串贪官告倒的怪诞故事，提到上访，我们总是想起“秋菊打官司”，但您的主人公李雪莲和秋菊实际上差别还挺大的。
刘震云：和《秋菊打官司》表面很像，那个故事说的还是官司的理儿，《我不是潘金莲》对整个社会、生活、制度有着思考，而且是摒弃的思考。她们打官司的幅度不同。李雪莲用一辈子打官司，但她不是故事的主角。我写的不是打官司的事，写的是官司背后生活的逻辑。也可以把它叫做底线小说，探讨我们生活的底线在哪里，就好比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摔倒，把他扶起来，这是道德底线。我一直觉得中国缺少思想家，中国人特容易把事情说乱，一件事儿有八个道理，我要跟你说清楚，得八八六十四个理儿，变成好几件事，让卷进去的人百思不得其解。
记者：因为涉及了计划生育、上访、告倒贪官等话题，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它是部政治小说。
刘震云：米兰·昆德拉写了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我不是潘金莲》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它的幽默和荒诞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都可以说是公路小说，因为主公人都在行走，行走时他们的思考没停止。有些小说是作者在思考，小说里的人物没有思考。《我不是潘金莲》里李雪莲一直在思考，告状还是不告？本来不想告了，被告的人又逼着她去告。结尾处曾经的“贪官”史为民也是行走的思考者。他把李雪莲20多年没想明白的事儿一下想明白了，等于一下疏通了六十四个管道。李雪莲采用的是用严肃对荒诞，而史为民是用荒诞对荒诞。
关于创作
微博已经影响到我的写作
记者：您书中最后一部分借鉴了之前在微博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就是春运回家买不到票，写个“上访”就有人“送”你回去了，并且用到这个方法的是曾经被“上访”告倒的一个贪官，看起来更有一种荒诞的力量。您怎么当时就想到了用这个当一个收尾？
刘震云：这就得说微博的作用太大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段子，正在构思小说的结尾，它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这个生活的荒谬性要接近底线了。我觉得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我现在特别喜欢在微博上看，虽然我很少写。
记者：您觉得微博上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刘震云：它已经影响了我，包括这次让我找到了结尾应该怎么写。它也让我了解到生活中普通人真实的想法。以前我们常说“暴民”，可是你看看微博上那些人，他们哪是暴民啊。我和新浪网总编辑陈彤是很好的朋友，我有一次跟他说，你可能会成为民族英雄。因为微博对中国的改变，现在是一种无形的改变，以后会被认识到。微博的作用就在于，以前少数人知道的事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过去只有一个地方知道的事情，现在马上都知道了。比如“躲猫猫”，没有微博之前它只是拘留所知道；再比如最近成都的选美，没有微博，它就是成都的选美，现在它是全国的选美。如果每个人都能发声，信息的流动公平公正，它就是民主的开始。
记者：微博的确改变了很多东西。
刘震云：过去我们总觉得事情的改变是靠事情本身，但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推动社会前进的不是社会本身，而是科技。微博的出现，也是科技的进步，就像去年动车事故发生时，正是微博，让我们一点点接近真相。包括我以前写的《手机》，也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记者：《我不是潘金莲》实际上也是探讨了话语权的问题，这让很多身处同样困境中的人们很有共鸣。
刘震云：微博就是给了普通人一点点话语权。我想起一件事儿，就是北京的西客站，广场上那个滚梯常年是关着的，不让用。一般乘火车的都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我有时候看见农民工、包括孕妇，拎着大行李很费劲的走台阶，搞得人都这么狼狈，大夏天的淌着汗，为什么滚梯常年是坏的呢？因为能管这事儿的人不走滚梯。改变中国的事儿其实特简单，就是有话语权的人，坐在空调房里说一声，把滚梯开开。滚梯是谁修的呢，就是这些坐滚梯的纳税人，你的税养着管这事儿的人，你却用不了。
关于责任 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见识”
记者：您最近做客《小崔说事》，跟崔永元谈到目前知识分子的现状，认为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有知识，但没有见识，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刘震云：见识是我最近谈的比较多的。为什么见识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不缺人，也不缺钱，世界上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钱，你看满世界的奢侈品店都靠中国人在支撑。中国缺什么呢，缺见识。特别简单的例子，你看一条马路，第二年都得挖开再重新修一遍，跟拉链似的，为什么不能一下就修好呢。再比如城市的下水道，巴黎19世纪修建的到现在还在用，我们现在修的却没法用。你说19世纪的巴黎人有见识吗，能一直看到现在。我们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别老做表面文章，看一年和看十年、看一百年的出发点和到达目的地一定不一样，当然这里面也有贪官的因素。
记者：见识在作家身上会有怎样的折射呢？
刘震云：作家更大的写作是在行走。我最近最大的体会是——祖国母亲为什么这么脏。因为我经常回河南老家，要从北京出去，你看北京和巴黎、东京这些大城市比，表面看都很繁华，没什么区别，但一出城市，进到农村，太脏了，全是垃圾，这些垃圾以后怎么办呢？一个作者、导演的见识，一定会反映到他的作品里。作者能达到一定的写作水准很容易，只要语言生动，故事圆满就可以了，但你会发现他作品里少点什么，这种情感和别的书、和他之前笔下的人物没什么区别。一个人的哲学认识、思想认识，构成了一个人的远见。有时候你接触一个人，他爱占人便宜，吃饭从不付账，占便宜就是没见识最大的表现。远见是区别于现在，见识是区别于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集体缺乏的领域。
记者：这种缺乏会影响到知识分子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吗？
刘震云：知识分子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你们的眼睛替我们早看几年，像一个探照灯，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好比一个苹果，砸在我们头上和砸在牛顿头上就是不一样的，他发现了重力，这就是对世界的改变，瓦特发明蒸汽机也是同样的道理。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儿，就是给这个民族领路，我们现在总觉得一步一个陷阱，撞了南墙才回一次头，就是缺乏引路人。中国从先秦开始，就没有产生大的知识分子，比如孔子、老子、庄子等，他们只是发了一些人生的感慨，没有上升到形成哲学体系，进而影响到生活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变化。所以中国没有康德、尼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笛卡尔、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出现。
这会导致一个状况发生，就是在上个世纪初，中国这个泱泱大国饱受世界列强的欺辱，他们都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好欺负，可以“利益均沾”，你看看这个词用的，可见这个民族软弱到什么地步。中国出现一个变法，都要到西方去寻找这个法，饥渴到什么地步了。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架构也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上，而是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我们哪儿有自己的国情，都是全盘西化。
关于作家
勤奋就是“你还能有事儿干”
记者：您的作品总是关注那些小人物，包括您经常讲起自己在菜市场的经历，甚至去年您获得茅盾文学奖时，获奖感言还自嘲拿了奖金终于可以买更贵的西红柿了，感觉您的作品和生活都特别接地气。
刘震云：作家本身也是在生活，我不同意体验生活这个说法，不要把这个行业的人看的比另一个行业高贵，职业间没有任何区别。我挺愿意讲讲我买菜怎么省钱。平时买那些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都特贵，我一般都快收摊才去，比早上买便宜不少，另外就是下雨天也便宜，拿把伞出门，菜都论堆儿买。我们家特爱买茄子，我老买一块钱一堆儿的，跟贵的没区别，就是有点蔫，蒸一蒸，吃起来都一样。我喜欢这种自然和自由的状态。我们家很少在外面吃饭，跟家做味道清淡，我爱吃面条，一顿鸡蛋西红柿面花不了几块钱。
记者：您是在当了几年兵后，1978年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应该说自己还是个很勤奋的人吧，大学生活对您后来的影响如何呢。
刘震云：我们村子里的人都特别勤奋。但我理解的勤奋是，你还能有事儿干。我一个表弟的孩子，在工地当民工，说最累的时候不是干活儿，而是蹲在路边儿找不着工地的时候特别累，你得想你的午饭怎么解决，住哪儿，所以对勤奋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在上北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孙玉石老师，有一次给我们讲鲁迅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这也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见识这个问题。他问，鲁迅和赵树理区别何在，他说，鲁迅是从整个世界去看一个村庄，所以他写出了祥林嫂、阿Q、孔乙己这些人，而赵树理是从一个村庄看世界，所以他写出了小二黑、小芹、李有才这些人物。如果真正从文学的意义来看，赵树理写的更好，因为他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写出了树上的枝叶，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鲁迅的小说更胜一筹，这就是见识，因为你是从世界来看村庄。
记者：您觉得自己是哪一类作家呢？
刘震云：从世界看村庄。但我写的不是大人小事，我是小人大事。我接下来要写作的就是把《一地鸡毛》里小林这个人物进行续写，这个人物不但我对他有感情，许多人都对他有感情。现在小林变成老林了，不但他变化，中国社会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小林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还很简单，只是一个权力社会，现在到老林这儿，不但是一个权力社会，还是一个金钱社会，人们已经不讲道貌岸然了，连遮羞布都不要，赤裸裸地贪婪着。如果说《我不是潘金莲》是底线小说，那这本就是底层小说，表面上看中国的变化像海啸似的，翻天覆地，但实际上这是老林的汗水变来的，他是被榨干的那群人。新小说暂时起名叫《鸡毛飞过30年》。J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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