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外国金融机构不断就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风险频频发出警告。

高盛一向对中国经济高调赞扬,但在其最近发布的宏观经济报告中,将中国经济列入影响全球经济的三大风险因素之一。所谓“三大风险”指的是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经济疲弱和中国经济“硬着陆”风险。高盛指出,与其他两大风险相比,目前美国经济在改善、欧洲也稍显平静,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源头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

日本央行副总裁西村清彦8月21日表示,地产泡沫、人口结构变化和贷款增长迅速会加大一国遭遇金融危机的几率,而中国正进入这方面的“危险区域”。西村清彦的依据是日、美经验,即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资产泡沫与美国2000年代的房市泡沫。两者均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峰值,而同时房价处于高位、贷款急速攀升,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催生金融危机的“恶性”泡沫。

中国经济遇到严重问题及金融系统的坏帐,对于中国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经济危机的出现,中国政府不象西方那么担忧,因为知道不象西方国家那样,经济危机往往引发政治危机。对于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有自己的应对方法,因为已经有过“成功化解”两次的经验。2003年12月,中国凭借外国投资者急欲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使11家国际投资银行,包括花旗、JP摩根、高盛、瑞银华宝、摩根斯坦利在内等一起热情竞买中国银行坏帐。2005年,中国多家国有银行找到了美、英、新加坡等国的多家外资银行做“战略投资者”,重组包装后,陆续在香港及中国国内上市,让投资者成功地分摊了银行的坏帐,并大大扩充了银行资本额,成功化解了9,000多亿的巨额坏帐。

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采用“适度通胀”刺激经济。吴敬琏为中国货币算了一笔帐:中国1990年的货币总量为1.53万亿,2011年89.56万亿,21年间翻了58.53倍。而美国货币总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12年4月中国M2接近90万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货币发行大国——这表明中国的通胀已经超出“适度通胀”的临界点。

到了这个程度,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批评者,都知道中国经济发展是依靠超发货币超发来推动,那么中国政府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坏处又是谁帮中国政府消化?

中国政府用通胀的方法让政府摆脱至少20%以上的债务,并享受铸币税的好处。据刘加百计算,2010年中国铸币税总额为41,326亿元人民币,而同年个人所得税总额仅为4,800亿元左右(刘加百博客,《中国铸币税世界第一》)粗略一点说,中央政府收获的成果是经济仍然保持快速增长,避免了“硬着陆”的风险;地方政府则保证了财政收入。通胀使得中国财富大洗牌,有钱人通过投资房地产实现了资产大增值;普通百姓的口袋被掏空,被迫承受着全世界最昂贵的房价,以及居高不下的物价,还背负沉重的房贷。

通胀导致中低阶层生活水准严重下降,民怨四起。看到危险的专家们也认为“热启动”成本过大,央行宜改变货币超发取向;副总理王歧山几个月前也说过“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但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显露危机:企业大量破产,民众大批失业;外资陆续撤出;各地政府税收减少,财政吃紧,各地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征税,企业叫苦不迭。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在“政府希望的水平”上,唯一的方法还是求助于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我注意到央行行长周小川8月22日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到,“不排除运用任何货币政策工具的可能性”;货币政策工具其实是有限的,在调整利率与准备金都无效的情况下,大概只能大量投放货币以政府投资刺激的方式提振经济了。只是目前北京权力斗争还未最后揭盅,这个工具得留给第五代领导人,否则他们上任后提振经济将无牌可打。

通胀如果成为恶性的,会对中国政治造成什么影响?对这一问题,中国朝野都十分关心。最近中国出版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大谈魏玛式通胀的恶果,就是民间关心的证据。

人类历史上有关通胀的记忆有那么几次,一次是从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间的德国“魏玛式通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曾遭遇恶性通胀,几年之间,德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了4,815亿倍,1美元可兑换42,000亿马克,它通常被认为是魏玛共和国覆灭与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

一次是1948年8月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即用金圆券代替当时急剧贬值的法币,规定金圆为本位,以一比三百万的比率,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然而金元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前后不到十个月,发行总额达130万亿元,比原规定的发行额20亿元增加65,000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0万倍。这次旨在与民争利的币制改革,沉重地击垮了国民政府的信誉,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失去大陆、退守台湾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60余年之后的2009年8月,《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文章《潜伏经济学家冀朝鼎:奉命建议国民政府制造通胀与民争利》,披露了一段被隐藏多年的历史,币制改革的倡议者冀朝鼎是中共派往国民政府的高级特工,奉周恩来之命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发行金圆券的建议。

还有一次则是津巴布韦在21世纪前十年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媒体曾报导过津巴布韦“从天堂国到1亿元1个鸡蛋”的通胀悲剧,特别提到2008年津巴布韦曾创造的2,200,000%的通胀率。

80年代中国曾经历过通货膨胀,当时中共老人都回忆起金元券之事心有余悸,要求中国当局力控通胀,不要重蹈国民政府覆辙。但中国当局经历过2006年以来用“适度通胀”刺激经济,提高就业取得一定效果之后,特别是观摩了津巴布韦穆加贝政权经历十年恶性通胀之后未倒台的“经验”,我相信中共高层已经形成共识,通胀本身不是导致政权垮台的致命因素,只要不让政治反对派存在,就算是有“适度”通胀也不用担心政权垮台。

至于民生如何,目前已经不是中国当政者考虑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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