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薄熙来与8·19

作者：信力建 

西南王薄熙来走进了自己的政治末日——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８日电 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中央列出薄熙来的罪状主要有：“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相信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至于他在政治方面的图谋，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列出——或许，这也属于“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

毋庸置疑，自从薄主政重庆以来，他就想以重庆为试验田，在政治上独树一帜，倒逼中央。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文章中看出。譬如， 2011年1月5日一篇《“唱红”不是文革模式，是有效的法治模式》就直截了当地写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从孙中山打倒皇帝后再无世袭制，任何党员都有资格通过法制程序，担当各级领导职务。谁是野心家，谁不是？无法分辨动机。有些人整天骂政府不作为，对有作为的又惟恐他不倒；整天骂腐败，对真正反对腐败的骂得更厉害。为什么？因为不符合法律程序吗？那么请问：抓四人帮符合法律程序吗？他们为什么不反对呢？中国社会凭政绩，以协商，推举或选举的方式推举领导人是历史进步，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理念，为什么要反对啊？因为某人是高干子弟吗？自由主义不是最反对血统论吗？何况薄在重庆的政绩与以前截然不同，和家庭无关，他是实实在在得到群众支持。不信可以搞民意调查。”此文将薄欲问鼎政坛最高位置的欲念，表露无遗。当然，薄熙来为此还做了许多功夫，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与所谓新左派势力合流，以形成强大的问鼎实力。萧功秦教授就曾举过这么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重庆公安局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作为官方重要机构，这样的做法当然会向社会上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就是文革左派的大本营与政治后台。”大家都知道，“乌有之乡”网站云集着一批主张为文革翻案、彻底否定改革开放的人，他们反对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革的定性。重庆官方如此高调隆重接待他们，我们可以倒推出他们怎样的思维，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第二个例子，上海曾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前排就座。”这些“著名学者是什么人呢，就是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和朱永嘉。人们不知道采取大幅度的左的符号效应，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戚本禹是什么人？是四人帮的顶级幕僚、笔杆子之一，是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开除党籍的人。朱永嘉何许人也？他在文革中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鼎力帮助姚文元写作了臭名昭著的揭开文革大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导致吴晗、彭真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惨遭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结合他的其它罪行，1982年朱永嘉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那么，开“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把这些臭名昭著的文革四人帮顶级干将请上前台就坐，正如萧功秦教授所诘问的“重庆方面想向社会传递什么信息”？——尽管那些人已刑满释放，在法律上有参加这些活动的自由或权利。而笔者想问的是：向尽人皆知的文革主干将发出邀请且安排前排显要位置就坐，是怎样的思维导致重庆方面如此决策？这难道不也是显而易见的吗？重庆一方面高调“打黑”，一方面把文革中舞文弄墨搞得全国大乱的四人帮的黑干将请到台上前排就坐，这究竟意欲何为呢？

其实也很简单，项观奇教授就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重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回归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产物，它是回归毛主席路线的模式。‘重庆模式’再次证明只有毛主席的路线才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通过这千日新政的实践，又一次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只有向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回归，才能真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拨乱反正，重新找回中国发展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还是主席的老话，路线决定一切。一切，就不单是指经济。”简言之，薄熙来所为，就是为了让毛路线在中国全面“复辟”，而他自己则作为这一路线的推行者和主持人成为下一代领导人。就此而言，我们说中央的九月决定粉碎了一次政变，当不为过。

由此，我不禁想到21年前发生在苏联的“8.19事件”。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实行其“新思维”改革，力主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先后宣布独立，苏联其它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强。就在这一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在节日庆典现场，竟然发生了一起针对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刺杀事件！ 当时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当中。红场上，戈尔巴乔夫忙着向劳动人民致节日问候，没有觉察到一名手持双筒火枪的男子迎面闯了过来。就在这一刻，守卫在旁边的上士梅里尼科夫眼疾手快，及时挡开了火枪，子弹擦着戈尔巴乔夫身体飞过。此时，身穿制服的军警一拥而上，将刺客摁倒在地。刺客名叫亚历山大·什莫诺夫，是圣彼得堡市的一名钳工。有关他暗杀戈尔巴乔夫的材料多年后才得以曝光。他在受审讯时交代了自己如何制作更大威力的弹药，行刺用的火枪是德国的高级货，花了900卢布买到的。行动之前，他还做了精心伪装，特意穿上了高领夹克和齐脚外套，贴了假胡子，戴了假发。还在裤子口袋里留了一份遗书。据后来法庭会诊委员会是结论：“此人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出现这一幕，显然预示着苏联、戈尔巴乔夫有大事。

果然，在半年后的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和15个加盟共和国领袖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新苏联”。8月19日清晨六点，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在该委员会发布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有这样的说法：“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走入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各级政权失去了居民的信任。苏联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日益不稳定破坏着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昨日，在国外的苏联人还感觉自己是一个有影响的受尊敬的体面的公民。今日，他常常感觉到自己是二等外国人，人们对他常常投以蔑视或怜悯的目光。……我们呼吁苏联全体公民意识到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并大力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作出的努力。”这些言论仔细读来跟所谓“重庆模式”的许多讲法颇为相似。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八人组成。此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

这应该算一次成功的政变，然而，这次政变却在自由派的反对下归于失败。8.19事件发生后，苏联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发布了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莫斯科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但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不会听命于紧急委员会的命令，他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并号召群众进行总罢工。20日晚，议会大厦前已聚集了数万示威群众。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议会。21日下午，苏联国防部命令军队撤回驻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放弃了行动。当晚八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 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苏联首都莫斯科。22日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和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及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已于22日凌晨被拘留；前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已被就地监护。前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已自杀身亡。 当然，最大的结果还是：两天后，即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实际上宣告了苏联解体已无法逆转。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联邦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截至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991年12月1日，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也宣布独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十一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比较薄熙来与“8.19”之异同，其最大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一些极左势力对改革不满，想回到从前路线，并在这一“复辟”中实现自己政治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同之处则在于：首先，薄熙来时间长，很闹腾了一阵；而“8.19”诸公却其兴也勃其亡也速，短短几天功夫就灰飞烟灭；其次，薄主要是从文宣入手，大肆进行意识形态“重建”。而“8.19”却武力出击，乘虚而入。而最大的不同当然还在于：“8.19”诸公好歹还曾登基，似乎成功了。而薄熙来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没看到基座呢，就身就南冠——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党中央的伟大英明，将问题扼杀在了萌芽状态。当然，需要指出的是：“8.19”政变的“成功”事实上却为苏联这个老大帝国的灭亡压上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妨假设：如果薄也成功了，是不是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