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定居在台湾的大陆民运人士王丹近日在台湾出版回忆录，在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时他表示，作为六四的见证者他有义务记录这段历史。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考虑这个时候出版回忆录？
王丹：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写回忆录，很多奥运会冠军才二十几岁就写回忆录了。我觉得，写回忆录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说他经历的事，是不是值得见证一下呢。我觉得，我成长的一九八零年代，我经历过的像八九民运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很重要的事件。我作为当事人、见证者，我有义务把我当年见证的那段历史留存下来。这就是我写作的主要动机。
德国之声：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了23个年头，回首过去，如今您会怎么形容六四？
王丹：六四其实在人们心中都是有共识的，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那么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但是遭到党内顽固的保守派采取军事镇压的方式把他镇压下去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一次热请的展现，同时也是一次挫败，大概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应该就这样来定位他。
德国之声：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您还会像当年一样对抗中国政府吗？您的态度还是一样吗？
王丹：我想，态度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今天中国政府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完全没有改变。像腐败这样的问题、像政治改革的倒退，其实比过去问题还严重。所以我觉得，虽然过去有过六四失败的经验教训，但是未来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要求民主的运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来说，当然还是必要的。
德国之声：您觉得六四事件有机会得到平反吗？如果会平反，您觉得可能是什么时候？
王丹：我觉得未来历史也会将六四定位在一个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这个已经成为盖棺定论了。至于平反，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一天，至于是那一天，我没有办法去预测，我也不会去预测究竟那一天，我想，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做我们现在的工作。我想这个趋势不仅是我们自己，即使政府也都应该知道平反的这一天早晚会到来。
德国之声：您如何评价过往的这些岁月？
王丹：我觉得我至少是问心无愧的，我希望做的事情，也许没有全部成功，可是我觉得，我至少曾经去努力过，努力这件事，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也许八九民运没有达到原来的效果，可是我跟我们那一代人，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都曾经为他尝试做过努力，就这点来讲，我觉得比起其他各代，连这种努力都不愿做，其实我还是觉得满骄傲的。
德国之声：您作过努力的地方是中国，可是您离开中国的时间，越来越长。您会感到孤独寂寞吗？会担心离开故乡太久成为失根的人吗？
王丹：完全不会，其实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实际上地理上的距离，这个意义早已经越来越淡薄了，我们通过网络其实跟中国国内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二点来说，就中国国内信息封锁的状况，以及国内这种高压的政治气氛，让我觉得离开中国越远，看中国问题才能更清楚。你如果身陷其中，反而不可能有一个清晰冷静的判断。
德国之声：您在台湾已经居住了一段时间，您如何评断台湾的民主和台湾的社会？
王丹：我想，台湾民主发展当然不是百分百尽如人意，但是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它在启动民主过程启动以后，不断的出现问题，可是它也在不断的修正，人民的素质也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提高，它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民主这样的事情，你只有把它启动起来，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你不启动民主进程，那些问题就永远不会解决。第二点，我觉得台湾民主发展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是在的，它四年一次的选举是在的，它基本的民主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其他就是调整的问题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民主是有没有的问题，可是对台湾来说，民主是更好，或者是说多和少的问题。
德国之声：台湾的民主可以做为中国的借鉴吗？
王丹：当然可以，我们这么多的陆客、陆生来台湾，我想绝大多数看到台湾现在的社会发展其实都非常羡慕。就已经知道说，他已经实实在在的对中国民主发展，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不是说将要发挥，而是已经在发挥。
德国之声：您对台湾、对中国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王丹：我希望所有的社会都能够真正达到一个”每个人都能有自由、有尊严”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采访记者：邱璧辉
责编：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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