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1927年曾将其一手推动的“整理国故”诠释为“捉妖”和“打鬼”，其“目的与功用”即“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以收“化神奇为臭腐”之效。这是许多论及胡适与整理国故关系者颇喜引用的句子。其实，在1916年留学美国之时，胡适曾有一首言志的词，自称为“誓诗”，那里面却说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两说截然相反，形象地揭示出胡适一身实兼具新旧中西不同的“两个我”。这是我所见胡适惟一一次这么明晰地表述聚集在他身上带有时空差异的双重认同。一般被视为西化象征的胡适，早年民族主义情绪颇盛，在留学时更一度以复兴古学为己任，这方面的胡适，还需要进一步认识。
我在八年前写《胡适传》时，曾论及少年胡适的民族主义一面，主要依据其早年文字和留学日记，因其日记中断颇多，又经他自己“编辑”，材料不足之处也只能语焉不详。那时耿云志先生已在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这一大书的实际出版还在拙著之前，然其流通稍广则又在一段时间之后了。胡适留学日记欠缺最多的一段，即1910—1913年间。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则收有不少这段时间梅光迪给胡适的书信，按梅光迪和胡适是安徽大同乡，1909年结识于上海，后颇相契，该书所收的梅氏书信不止于1913年，写于1916年的字数也不少，当时梅、胡两人为“文学革命”事激烈争论几至决裂，这些信曾为胡适自己在其《逼上梁山》一文中部分摘引，故尚为人知。另据说梅夫人晚年曾辑出《梅光迪先生往来书信集》在台湾出版，书未见，不知是否也有相关内容。对了解两人以及那时的留美学界言，都蕴涵着丰富的信息。
今人甚重留学，视之为正途；当年也尽量争取并得到庚款留美机会的胡适、梅光迪，却都对留学有相当的保留，胡适更写出著名的《非留学篇》，认为“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竟然“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真是“天下之大耻！”那篇名文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梅光迪，且该文的写出也受到梅氏的敦促。他们当年有着怎样的思虑？何以会产生“非留学”观念？看看这批书信，也许能获得“了解之同情”，或者还可以进而反思昔年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式、功能与得失。
“五四”学生运动前几年，北大不少趋新师生深感传统的压力（虽然这一压力其实颇具想像意味），却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感受不那么直接，故能激烈反传统；而作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校风似相反，或因该校以庚款兴办，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存在太明显，激起师生思想上的反动，直接导致“复旧”的愿望和努力。1916年就读于清华的闻一多就有意振兴国学，并认为当时新旧两派皆不足恃，只能靠他们这些预备游美的清华学生。
闻氏晚年有句应该却尚未成为“名言”的话：“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脱离上下文的这一表述相对中立，其实那时他的态度已逆转，基本赞同新文化运动时北大人的主张，故其“不忘”的结果便是主张继续反传统。但此语体现出的宽阔心胸，或即是“古今中外”色彩明显的清华教育所带给他的。对生于清季的读书人而言，庚款即提示着“国耻”，清华人日日身处其间，民族主义情绪焉能不强。今日有些人侈谈什么“清华学派”，却不及当年清华人耿耿于怀的耻辱感，多少有些“数典忘祖”的味道。
（当然，北伐后国民政府接管清华，使该校的隶属关系从外交部转到教育部，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清华师生的心态。据说陈寅恪以新校长罗家伦的姓名为对联，委婉挖苦其“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其实有深意在。假如确有所谓“清华学派”，北伐前以专注于国学的研究院和其后的文史哲各系学风差异甚大，而陈氏固更多代表着旧校风也。）
胡适虽未进清华，然也以此款留学，多少具有相似的感触，而梅光迪更从一开始就特别提醒他说：庚款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故“谓之吾人救国续命之资可矣！以救国续命之资，易而为君等谋教育，在美人好义之心，固不可没；而吾国人之所责望于君等，则救国之材，而四百兆同胞所赖以托命者也”。梅氏自己在1911年初考入清华后，对校园和师资均较满意，但仍不忘此校办学之“款项由奇耻大辱而得”。
胡适初到美国，即与中国同学成立“薪胆会”，其立意多少也针对着上述耻辱，可知那时以“雪耻”为留学目的者尚有人在。梅光迪正从此会看到“复仇雪耻之先声”，他希望胡适等“人人能为勾践，则祖国尚可为”。梅氏本以“与华盛顿相映”的“事功”期之于胡适，对其所学之农科，也从救国方面认识，以为“救国之策，莫先于救贫，尤当从振兴农业入手”，他想知道胡适是否以“东方之托尔斯泰”自命？
但胡适显然不仅有意“立功”，且已有“立言”之意，拟在诗文上下功夫。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盖“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胡适当“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梅光迪对胡适之所以一再以事功相鼓励，如他后来承认，“迪始交足下，不过仅以文士目之”。直到他自己在1911年秋也赴美留学，得胡适给他一封“约二千言”的长信，才认识到胡适“有如许议论怀抱，始愧向者所见之浅”，不觉对胡适“五体投地”，甚望其“永永为我良友，互相规勉，为他日救国之材。非我二人之幸，实中国之幸也”。梅氏此函差不多也有二千言，从其所论反观，胡适此时已基本不着意于事功方面，而梅光迪也无异议。
这在两人而言都是一个较大的转折，即其关怀和努力的方向逐渐从形下之学转向形上之学。此后两人思想观念还有许多变化，这一自定位皆未再转变。后来胡适从农科转到哲学，明确其“有志于立言”的方向，梅光迪极表赞同，认为胡适的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盖其“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一国文学之进化，渐恃以他国文学之长补己之不足），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
梅氏明言其抱负说：“吾人生于今日之中国，学问之责独重：于国学则当洗尽二千年来之谬说，于欧学则当探其文化之原与所以致盛之由，能合中西于一，乃吾人之第一快事。”稍后在论及学外语时，他表示，正因“我辈志在兼收并蓄”，所学语言门类不可不多，“然德、法文不必求其好，只求能读其高深之书而已足”。这样宏阔的抱负与沉重的责任并存，故梅光迪认为，“我辈生此时，责任独重，因祖国学术皆须我辈开辟；一世之后，学术大昌，只须人习一学与一外国语足矣”。
从信中这些名副其实的“豪言壮语”看，两人确实都胸怀“大志”。那一代读书人中有此胸怀者尚不少见，大致还继承着传统士人那种“澄清天下”的气概和责任感（不过基本落实在“立言”一面）。但一般在美留学生情形似稍不同，在梅光迪就读的威斯康新大学，中国留学生“在此者不下三十余，求其狂妄如足下万一者，竟不可得”。而胡适的“狂妄”，却是梅氏“梦梦我思之者也”。两人皆自负不轻，而对侪辈又不甚看得起，正是他们逐渐走向“非留学”的一个伏因。
那时两人关注的重点除自己如何（为国家）求学外，便是怎样向美国或西方输出中国文明。胡适曾向梅光迪提出应在美国推动数事，梅氏颇感“神往”。先是胡适在10月间曾上书康大图书馆长“论添设汉籍事”，这次他也对梅光迪提及此事，梅氏一方面表示“极赞成”，但也担心“Cornell无中文一科，彼人自无能直接读我之书者”，即使在图书馆中“添一中文部，是犹愈瞽者辨五色、聋者审五音耳。吾恐徒资蠹鱼之腹，不孤负此书乎”。故添设中文藏书，“现在尚非其时”。对胡适提出的练习英语演说，他认为“固亦应有之事。然归去后为祖国办事，所与游者皆祖国之人也。若用英语演说，势必先使祖国四万万人尽通英语始可，岂非一大笑话乎！”
他因此提出：“我辈莫大责任，在传播祖国学术于海外，能使白人直接读我之书，知我有如此伟大灿烂之学术，其轻我之心当一变而为重我之心，而我数千年来之圣哲，亦当与彼晰种名人并著于世，祖国之大光荣，莫过于是。”他希望自己三五年后，若“得有博士硕士等学位，西学足以取重于彼，又能以西文著书，当要求此邦著名之校添设中文一科，而我辈为其讲师，务使彼人能直接读我之书”。梅光迪后来还真在哈佛大学教了好几年中文，也算是求仁得仁。其实这也是胡适已在思考之事，他在那年2月的一篇作业，就是以《美国大学宜立中国文字一科》为论题。
可以看出，梅、胡二人当时思想上共鸣处不少，但梅光迪相当遗憾地说，“此事迪若一出诸口，吾国人又当笑为病狂，可叹可叹！然吾与足下自当共勉之以成此志，以为祖国光”。这里说的国人，即指的是留学生。梅氏来美时所携中文书稍多，当地留学生就“诧为异事，无不暗中笑骂”，常指其为“书痴、老学究”。据他观察：“吾国人游学此邦者，皆以习国文讲国语为耻。甚至彼此信札往来，非蟹行之书不足重，真大惑也。”
当年留美学生中，教会学校出身者众，这些人不仅不重中文和中国书，根本是中文能力就甚差，有的甚至不会中文，也难怪其以英文往来。问题是这些人英文也未必好，因为他们实不曾在文字上下功夫：有些人“以为文学不切实用，非吾国所急”，梅氏“初来时亦欲多习文学，而老学生群笑之”；另外一些人则因“校中Text Book文皆浅，遂以为文不必重”；最等而下之的，是一些学生“以束书不观、略习应酬末务为学。此美国学生大缺点，而吾人摹拟之惟恐不速，真可痛耳”！
在其1912年初给胡适的信中，梅光迪更指责当时《留美学生月报》主笔“实系买办人材，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之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当时正值辛亥鼎革，一些留学生认同于清政府乃发自内心，他们当然不会同情“乱党”；同时，若清朝被推翻，许多人的官费即可能出问题，也不排除有些人站在政府一边立论，或者带有些许私心。——（这里的“私心”大约也分两种，一是希望国家不乱，诸事依旧，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受损；二是未必看好民党，担心事情结束后留美监督“秋后算账”，故不敢出声。）
但在梅氏眼中，主要还是因“此辈出身教会，洋奴之习已深”；他们“多不识汉文，故最恨汉文”。且“近年来此辈之势力大昌，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与名誉为事（如欢迎外教，鄙弃国教，亦最可痛心者）。幸而光复事成，国赖以不亡，否则此辈得志，恐不但尽祖国学术而亡之，并且将其文字而亡之，而国亦因之亡矣。故迪对于国学常抱杞忧，深望如足下者为吾国复兴古学之伟人，并使祖国学术传播异域，为吾先民吐气。足下其勉之！迪当执鞭以从其后焉。”
这里的思路和表述方式，尤其是“复兴古学”的愿望，都与梅光迪不甚欣赏的清季“言国粹者”非常近似，可见他无意中受其影响不少。——（梅氏曾明确表达了看不起清季提倡国粹者，认为其“不脱汉宋儒者之范围，登几篇宋明遗民著作及几句说经说史之语，即谓之为《国粹学报》，以保存国粹自命”，不免“可笑亦可怜”。）在论及辛亥革命的成功时，梅氏特别感到“不能不崇拜东洋留学生”，因为他们办的杂志“极有价值”，为此次成功奠定了基础。胡适稍后在《非留学篇》中采纳了这一见解，以为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而西洋留学生寂然无闻焉。其故非东洋学生之学问高于西洋学生也，乃东洋留学生之能著书立说者之功耳”。
崇拜东洋留学生的梅光迪很快“对于此邦留学界已绝望，决意跳出此范围，暑假时有暇当作文鼓吹停止官费留学。以吾国派官费留学美国已五六十年，实无一个人材也，此最可痛哭之事”。他很想和胡适一起去考察美国那种侧重专科的自助式学院，“以便输其学制于祖国”，因为中国需要的是“一种坚忍耐苦恺切诚挚之人材”，且“尤须深懂祖国文明”，这样的人材“非所望于教会学堂出身、月领六十元官费者也”。
1913年他到西北大学，发现那里的留学生颇不乏“刻苦自励之士。有不恃他人一文而作工自给者，又自浣衣炊饭，服饰尤朴素。而对于留学界情形，尤与迪同其感愤。江西邹氏之子，家资数百万，近又得官费，而浣衣炊饭自若。迪由是益信停止官费留学之不可缓”。受当地学生影响，梅光迪自己也开始“学浣衣炊饭，非为省钱计，实为练习吾身体、能耐劳苦计”。因为“吾国今日救时之士”，须能“耐劳操作，与至下等人同其甘苦，始可以有为”；故在美国留学，“亦可仿留法俭学会办法”，为其“调查工作之途，以为刻苦有志之士倡”。
反观那些官费生，“月领六十元，衣裳楚楚，饮食丰腴。归国后非洋房不住，非车马不出门；又轻视旧社会中人，以为不屑与伍，而钻营奔走之术乃远胜于旧时科举中人，故此辈官高矣禄厚矣。然试问五十年来，如此辈者，不下千数百人，有几人曾为吾民办一事，稍可称述者乎？”若说讲求学术、“输入西洋文明”，这些人“不但无一本著作，且无一本翻译”。他们回国后，“在中学校，且用西文科本，用西文演讲，强学生以至难，而彼乃扬扬自得，以为饭碗稳，莫能予毒”。这样的留学生，“实行不能，著述又不能，要之何用？”
在梅光迪看来，“留学界稍有希望者”，还在于他所看到的私费生中那些“有心人”。他一面主张可在美国尝试勤工俭学，一面强调必须在美国留学界“提倡一种良学风”。同时更当“联合留学界中西学术精通之士，发刊一大杂志（月报，用中文），以饷留学界与国人。庶几留学界学风可改良，国人亦可获益，留学界之名誉亦可恢复”。不然的话，“将来归去，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耳”。
梅氏这次连函详论留美学界的状况，多少受到胡适的推动，当时任《留美学生年报》编辑的胡适正打算“刊行关于论学论留学界现状之书札”，梅光迪甚愿参与，拟稍改订从前书札，以符合“吾现时思想议论”。至于署名，则以“真姓名亦不妨；吾有言论，吾自敢负责任”。他自认其所论“颇有可采之处，或可置之［《年报》］留学界论学门中”。关于停止官费留学的主张，他更希望胡适“于《年报》中发明其说，以醒吾国人、政府迷信遣派留学之沉梦，则造福于祖国将不浅”。
对其负面为主的观察，梅光迪也承认，他之“痛恶留学界，虽出于实情，亦间由感情用事，有过激失当之处”。主要是他自己英文不够好，而又多带中文书，两者皆为先来的“老学生”所不欣赏，而梅氏自己却“昂首自豪”甚而“轻视彼辈”，又不善与人应酬，不肯“步老学生后尘，效其风尚”，终至“名誉扫地”；“两年来所受种种之揶揄笑骂，不堪罄述。而吾又不肯变易面目以阿世好。由是一意孤行，由轻视留学生而为痛恶，专从其缺点处观察；虽留学界亦间有美处，然迪以感情用事，不暇计及之”。本来“世间一切事，皆有美恶两方面”，往往是“爱之者只见其?，憎之者只见其恶”，他自己的观察也不免失之于“人情之偏”。
不过，也许担心胡适在正式的议论中低估了留美学界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他又提醒胡适：“吾之忤俗固然，而留学界之黑暗之罪恶，终不出吾平日所揭破者。足下万不可以吾犹自悔之言，遂将留学界抬高也。吾自忤俗，留学界自黑暗耳。”胡适向来有荀子所谓“君子善假于物”的特长，果然很快写出了颇具影响的《非留学篇》刊发在《留美学生年报》1914年第1期，其中许多议论明显受梅光迪影响，可见梅氏见解痕迹处甚多（尽管他也缓和了对留学界“黑暗”一面的贬斥）。
如梅光迪以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特出文明方可贵。如希腊、罗马，虽久为瓦烁［砾］，然世界文明史上彼终占一最高位置，为今人所凭吊倾仰。印度虽亡，然印度哲学在今日亦占一重要位置。惟国家无学，事事取法于人，乃最可耻可痛耳（即能效法得当，如彼日人，然究竟在世界文明史上，彼终无光彩）！吾人道德文明本不让人，乃以无物质文明，不远三万里而来，卑辞厚颜以请教于彼，无聊极矣！”试将此与本文开始引用的关于留学是国耻的话比较，其立意甚至表述都非常相似。
再看胡适对留美学界的观察：“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关键在于，“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其流弊有二”：
一是不能输入文明。这些人连中文都不通，“既不能以国文教授，又不能以国语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即使学问高深，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于祖国之学术文化何所裨益哉！”
二是无自尊心。因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则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他们回国，自“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
这些观察，与梅光迪之所见所述，何其相似。文中可见梅氏影响或两人“所见略同”者还不少，如当以中文发刊杂志以饷国人等，此处不一一枚举。不过，此时胡适已开始跳出“复兴古学”的思路，将梅氏欲“合中西于一”以开辟祖国学术的愿望表述为“为祖国造新文明”。虽然他提出以中国办大学来最终取代留学这一长远规划仍带有“雪耻”——即不再为“弟子国”——的思绪，但“以建设为否定”的取向毕竟已经提出，尽管还要过许多年国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建设重于破坏的意义。
胡适承认，中国人眼前还必须留学，“以己所无有，故不得不求于人”。然留学不过是“植才异国，输入文明，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终当“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乃万世久远之图”。只有办好中国自己的大学，才能使“固有之文明，得有所积聚而保存；而输入之文明，亦有所依归而同化”。
梅光迪书信中可参考者尚多，容当别论。一般而言，书信、日记、回忆录这类史料可能带有较多个人的“主观性”，我们过去对其使用偏于谨慎。实则如“落花有意”那句老话所云，落花本各有其意，史料不论主观客观，亦皆有其“意”之所在；既知其可能带有“主观”甚或“偏见”，则或尽量去其“主观”、“偏见”而用之，或更顺其意之所近而用之，皆有助于理解过去、认识往昔。且群体的“人”正由个体的“人”组成，若稍减对规律、结构等面相的关怀，更注重历史的创造者本身，则每一带有“个性”的史料原是“历史”之一部分，其“真实性”不仅不让档案中的“官文书”，官方文书多不免说“官话”，刘知几早就说，自从帝王诏敕由臣下拟，便无不“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他名此为“假手”（《史通•载文》），多少类似于古人所谓“代圣贤立言”。杨荫杭视民初军阀混战为“五代”再现，但他发现，若“观于南北诸人物电报中之文章，则固盛世之音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则民国生色矣”（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33页）。可知档案中不少“官文书”的“虚构”意味甚强，史家有时或不能不从正反两面读之，详另文，有时且过之，最宜为史家所采用。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文链接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26-2-9.shtml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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