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困国家。而今,中国挑战着美国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这背后原因何在?廉价劳动力?勤劳?威权制度?人民的致富渴望得到释放?

新书《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Chinese Industrial Espionage)的作者称,还有另一个因素: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在将发达国家的科技转移到中国来,手段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有的属于“法外”——因为它们躲避了检查。同时,中国政府把孕育这些科技进步的民主体制及自由教育挡在门外。

作者威廉姆·C·汉纳斯(William C. Hannas)、詹姆斯·莫维农(James Mulvenon)及安娜·B·帕格里希(Anna B. Puglisi)为美国政府做研究。他们写道,“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一种费尽心思的完整体系,用于物色外国技术,用一切想象得到的方式获取这些技术,将它们转换成武器和有竞争力的商品。全球其它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作者们在针对记者问题的书面答复中写道,一个答案是,构建一个有创造力的、善于创新的社会所必需的各种文化及政治变化,会危及共产党对权力的掌控。通过从发达国家获取其不能或不愿意生产的东西,共产党就能受益于别国的现代化及自由,同时在国内保持控制。

作者们表示,“中国领导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领域鼓励创新,同时在其他领域压制创新。借助这些过渡性的计划,他们可以选择性地引进一些新颖创意,同时回避在一个自由社会迎接政治生存的挑战。”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创新。作者称,这种创新正以有限的方式发生,“仅限于当局认为利益相关的领域。”

他们说,“把人才(本土或引进的人才)与金钱以及完备的研究设施相结合,再‘借’一些外国创意,那是很强大的组合。”

在这本既会让一些人恼火,也会让另一些人满意的书中,作者引用中文资料(往往是公共政策文件)描述一个体系。其核心并非令人瞩目的网络间谍问题,而是由无数个人执行、一丝不苟,常常从公开资源的获取,涉及党和政府各级的多个机构,并且利用了海外华人的爱国精神。

该书的结论是中国使用不公平方法。谁会因此高兴?作者写道,是那些认为“‘发达国家’无权垄断‘世界技术’”(中国媒体经常传递这种观点)的人,以及那些声称只是把自己创造的东西带回国的中国爱国者。

谁会因此恼怒?作者写道,是“那些投入原创研发的个人和公司”,以及“那些营造开放、多元化的社会,容忍其压力,承受其成本,从而使创造力能够自由迸发的国家”,因为中国获取技术的做法对这两个群体“不公平”。

来自海外华人的支持,经常通过位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商业协会得到统筹。尽管作者们聚焦于美国,但他们也写道: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是中国获取技术的目标。

他们说,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全欧华人专业协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Chines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Europe)扮演着关键角色。

“ 从波罗的海岸到阿尔卑斯山,从乌拉尔山脉到大西洋东岸,在辽阔的欧洲的大地上,”该协会的网站上写着,“聚集着一批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其“共同的理念是,建立华人的跨专业、跨学科的知识团体,为中国的改革与建设出一份力量。”该组织列出位于不同欧洲国家的39个会员团体。

该网站上第一条帖子就是有关“相聚长三角”活动的通知,该活动由中国政府主办,将于9月9日-14日期间举行。

点击链接进入该活动的页面,会看到一个申请表格,申请者需要填写他们居住在欧洲哪个国家,他们的工作单位、研究及成果,包括专利以及他们能够介绍的项目的细节。该活动列出在中国的合作单位“科技创意园”正在寻找的一系列技术,包括新航空材料、能源、汽车和微芯片技术、云计算、制药以及高端医疗设备。参与者在中国的所有费用将由主办方——浙江省、江苏省以及上海市政府的侨务办公室——承担。目的?“为国服务。”

电话联系主办方的尝试失败了。其中一个号码少了一个数字,另一个则接通一个语音信箱,对方留言说正在旅行,第三个号码拨通了,但是正赶上中国的一个假期,无人接听。

作者们写道,这种获取技术努力的文化模式可追溯到19世纪。在竭力应对科技强大的西方和日本之际,一些中国改革家提出了“体用”这个概念。“体”指的是根本,“用”指的是实际功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作者们在书面答复中写道:“中国似乎认为,它能够引进或窃取外国技术,然后去掉它们的政治或社会内容。”

“尽管迄今为止,他们成功地为促进经济发展引进信息和通信技术,而没有威胁到政权稳定,但每一波新的颠覆性科技都会对现政府构成危险的挑战。”作者们说。

“在战略层面上,现政权相信,它能够按照所谓的‘天安门妥协’,分割经济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即人民放弃对自由的诉求,以换取持续富裕,”作者们说,他们指的是在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后深化的经济和政治模式。“这也反映出其对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只有浮浅的了解,”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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