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起点,需从清末算起。清末的改革,不仅深深影响了此后长达110多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式、路径、成本,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饱受非议。无论是否认可,都不能否认,这个起点对于仍然在进行时中的中国转型,具有难得的借鉴意义。

  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袁伟时表示,“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在他看来,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自由、稳定和法治建设只能“日积月累,积小变为大变,欲速则不达”。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改革,实现向现代化国家的和平转型。”袁伟时如是说。

  主动改革的条件

  《华夏时报》:传统历史语言中,晚清政府都被描述为抗拒改革者。事实证明不是如此。权力拥有者在清末主动掀起一场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这场改革是两大因素促成的:第一,经过19世纪五场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两次被占,民穷国困,清政府不改革就维持不下去了;第二,国门打开,现代文明的信息日益普及,朝野上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不接受现代文明不行了。

  《华夏时报》:站在今天的角度,如何评价清末新政?

  袁伟时:这里包含两个问题:1.如何看待清末新政?2.为什么会爆发革命?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的1898-1912》一书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很了不起的变革,是“黄金十年”的“新政革命”。我认同他的这个基本观点。

  清末新政成功地进行了三大革命,影响深远:一,采用市场经济,使经济自由成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二,教育制度革命,废除科举,推行新的教育体系;三,废除了传统的中华法系,实行法律革命和建立了新的独立的司法制度。此外,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革命性的,中央和省成立了议会预备机构:资政院和谘议局。与此同时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从中央到基层三权分立的雏形开始浮出水面。可惜,后者没有大刀阔斧做完,有些环节被扭曲了,如皇族内阁,导致革命爆发。

  从这一系列措施来看,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标志着现代社会运作架构开始建立,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与此相比,辛亥革命创新的东西倒是乏善可陈,其后的所有成功之处都是清末新政的延续。

  《华夏时报》:新政的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这如何解释?

  袁伟时: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晚清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财政收入到1909年已达到2.8亿两,比19世纪末整整多出了2亿两。就是受革命影响的1911年,其财政结算也有2.6亿两。原因无他,办企业原来要由政府层层批准,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改为鼓励民间办企业,手续越来越简便,把经济自由还给了公民,求利的冲动成了推动国家繁荣的主要驱动力。

  经济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战火几乎连绵不断,但经济仍在持续发展,1912年至1936年的工业年均增长率竟高达9.2%!而1894至1913年间,民间产业资本更是高达15.08%。一些学者赞誉这个时期是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华夏时报》:如果经济自由没有保障,那经济就缺乏了发展的基础。

  袁伟时:对。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我们同样能感受到有没有经济自由究竟有什么不同。没有经济自由,发展就会落空,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是从农村搞起的,然后转到城市。中国要进一步崛起,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当然,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它与法治是一体两面的,而法治又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保障。说到底是“身贵自由”(严复语),现代公民必须是自由人。

  《华夏时报》:地方自治和商人的影响力扩大,也是晚清新政中的一个显著现象。清政府为什么要推行地方自治呢?

  袁伟时:清末的地方自治搞得很好,各种各样的民间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如地方商会就达到1000多个,而且没有当橡皮图章的意识和习惯,都是独立的,不受官府控制。商会还有自己的商团(私人武装)和报纸,经常对国内外大事发表意见,维护自身和地方的利益。

  此外,各地还成立了作为宪政预备机构的谘议局,一定程度实现了对行政权的监督。例如:谘议局的一些会议记录里记载着,议员们积极参政议政,揭露官员的腐败,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成绩显著。

  《华夏时报》:在晚清的变革中,您对租界所起的作用也给了不同的评价。

  袁伟时:租界的存在,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租界对中国变革的好处,凡遇战乱,人流和资金流都会涌入租界。由于各级政府和军阀不敢侵犯,它成了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中心,从而带来了新的经济、新的文化和新的治理社会的方式。

  比如,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金融机构都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机构的保护并按照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规则运作,黄金和外汇买卖不受管制,股票和期货交易也很发达,既自由又安全,因此,上海远远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区而成为远东金融中心,而且中资金融资产超过了外资。

  延误会丢掉改革成果

  《华夏时报》:按照您的分析,清末新政改革既然成就斐然,经济发展也很快,但是为什么还会爆发辛亥革命呢?

  袁伟时: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一个是满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整体性腐败,满族入关时只有几十万人,到最后达到了500万人。这些人都是吃皇粮的,全部成为既得利益者。更严重的是几乎是无官不贪,特别是作为领导核心的皇族也贪污,这自然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感了。

  其次,是一些主要经济政策和突发事件处理得不好。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是“保路运动”。当时川汉铁路的修建没什么进展,负责建设的公司是腐败的。但既然是民营公司,就应该由股东自己去整顿解决,政府不能越俎代庖。而清政府却宣布将铁路收归国有,这一下就直接与老百姓的利益冲突了,民众的怨气都集中到了政府头上。而且,冲突起来之后,政府又采取镇压的办法,无异于火上浇油,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最根本的是没有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下,现代国家中的社会难题(实质其实就是利益冲突)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民主、法治程序可以把它纳入和平、理性的解决渠道,避免暴力冲突。但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老说“立宪”,1911年组织内阁却弄出一个皇族内阁,把权力紧紧抓在“自己人”手上,同时钳制言论自由,不能当机立断进行政改。于是,民间的怨愤因为没有正常宣泄和表达的渠道,自然只有革命了。

  可见,辛亥革命是清政府自己制造的,是拒绝彻底改革自食其果,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华夏时报》:在您的文章中,不时看到您对李鸿章、袁世凯等这些改革派的“赞赏”之辞,那他们有无一些共同的特点或缺陷呢?

  袁伟时: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世界大势都有所了解,而且对现代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愿意接受世界上的新的文明,比如必须办新式企业,必须废除科举,这在推动晚清社会前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无论怎样,他们还是很难丢掉骨子里的传统观念,比如袁世凯到最后他还是认为自己是统治者,主权还是归自己,他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主权在民,应该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在这方面他们可以讲是有先天的弱点。

  《华夏时报》:如何办新式企业,李鸿章想到了“官督商办”,您如何评价其作用?

  袁伟时:“官督商办”一般都是民用工业,其中有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较大盈利,并培养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相对于清政府直接办军工企业,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李鸿章解释说:“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说服众商。”但在实际运行中,“官督商办”却变成了完全由官员控制的国有国营企业,企业负责人由官派,重大事项要请示官方,许多官僚在其中挂职拿干薪,把衙门的腐朽作风带到企业,有些成为排斥私人资本进入的垄断企业。比如:李鸿章从1876年开始筹议开办机器织布局,到1893年才全面投产;张之洞90年代办汉阳铁厂,投产之日即亏损之时;两者都是官督商办的突出典型。

  《华夏时报》:就是在今天,公权力也在频频介入经济领域。

  袁伟时:对。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经济、私人工商业和私人大富豪,就是应该被打击的对象。其实,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提出来,官办企业办一两个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给商人去办。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也说发展经济一定要靠私商;70年代郑观应更是疾呼要靠私人来发展经济,官府的轮船也应交给私人经营。但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直到甲午战争被历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以后,官方才转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同时起步办现代企业,追求“自强”或“兴产植业”,但日本很快转向支持私人资本发展,而中国仍然迷醉官僚控制一切—“官督商办”,这是日本在19世纪末跻身于列强行列,而中国继续沉沦的基本原因。甲午大败就是其恶果。

  可见,国家要富强的话,一定要依靠商人自己发展经济,不能再靠官僚控制,因为官僚办企业必然是腐败的,全世界没有多少官办企业是办得好的。但是这一条似乎现在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领会,还有些垄断企业继续在胡作非为,这怎么得了。

  关键是要澄清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定要懂得: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是再分配问题;中国这块土地上各种成分的企业—外资、民营、合营、国有、个体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做大做强,让更多人就业,依法纳税,就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这是今日中国人人看得见的现实。肯定这一条,才不会让有些人白日做梦,希图再次没收私人资本,驱赶外资;也才会让投资者免除恐惧,安心经营。这是关系中国兴衰荣枯的大事,绝对不能含糊,一定要寸步不让。

  《华夏时报》:您一直在说,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民营企业。那您对当前民营经济的现状如何看?问题症结在哪儿?对于其发展有什么具体建议?

  袁伟时:就像前面我所说的,清政权对资本尤其民营资本的重视,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开窍,特别是义和团事件以后实行新政,清政府包括各省才不遗余力地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所以清末新政十年的经济才有那么大的发展,成为一个辉煌的年代。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政府不设置障碍,经济是可以自行发展,自行生长的。

  现代市场经济必然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因此,就当前而言,当务之急一是砸碎玻璃门,让民营经济进入一切行业,尤其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二是让民营企业平等地得到银行贷款,避免再受高利贷之苦。

  《华夏时报》:您强调“尊重产权,保护私有财产”。“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早就已写入宪法,2007年也通过了《物权法》。目前这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袁伟时:清政府侵犯川汉铁路公司股权产权的行动,直接就带来跟民众的严重对抗,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训。因此,尊重产权和保护私有财产,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基础,但是,尊重产权就是一定要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在现代经济里面,两者是分不开的。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就要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社会秩序的稳定,归根到底要靠法治和民主来保证。

  令人痛心的是,近年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事情屡见不鲜,比如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强拆成风;以劳教等形式,肆意剥夺公民的自由;巧立名目收税、收费;最恶劣的是用权力和阴谋劫夺私人企业,如此等等。

  继续现代性进程

  《华夏时报》:您不止一次提到“现代国家”的概念,您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出路何在?

  袁伟时:在我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或地区要发展起来,最基本的条件是稳定和自由,同时还要有保障自由的法治,这是现代社会要发展起来的最基本条件。因为总结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它没有民主但经济发展了,关键是它有稳定和自由。不是民主不重要,而是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自由扩大必然导致民主。

  法治、自由和稳定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这条道路极其漫长,不可能立竿见影,只能日积月累,积小变为大变,欲速则不达;辛亥革命后,各政党及其国会议员应该压抑自己立即掌握政权的欲望,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接受总统制,但遗憾的是,时势并未造就能够把中国推向民主与法治轨道的政治家们,他们只是纠缠于权力斗争,国家因而沉沦。

  《华夏时报》:具体而言,如何培植法治、稳定和自由的基础?

  袁伟时:一方面,要吸取经验教训,领会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认清世界潮流的基本走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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