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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莫言最近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专访时表示，“审查制度对作家而言是创新的激励”，“作家会因审查制度的存在而更有动力去挑战禁区”。有评论界人士表示，体制内作家的身份决定莫言说出这样的话。
历史上，不能说政治高压时代绝无好文学；说审查制度对作家是一种挑战也有些道理，但若说审查制度对作家是一种“激励”– 套用豫剧的一句台词，那真是：莫言讲话理太偏了。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学者程映红表示，作为一个体制内作家，莫言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奇怪。程教授说，带着镣铐跳舞的情况是有的，但是审查制度对作家产生激励并非普遍规律：
“（莫言说这个话）是他体制内作家的身份决定的吧。”
程教授说，莫言应当也指出：审查制度戕害文学：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莫言必须两个方面都说：审查制度（也）是一种束缚，一种扼杀。”
四川作家铁流明确表示，他不同意莫言所谓“审查制度对作家而言是一种创新的激励”的观点：
“他可能是迫不得已（这么说的）吧。”
莫言在接受《南华早报》专访的时候还表示，“他很怀念80年代”，“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多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概都难以认同此言。作家铁流说，80年代初产生了伤痕文学，但只是昙花一现。8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的批精神污染对于文学创作无异是紧箍咒：
“打倒四人帮以后到80年代初– 81年、82年有一个高潮：文学回归现实主义。”
程映红教授也说：
“（所谓）‘黄金时代’—还不能那么说吧。”
在被问到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自由度有何评估的时候，作家铁流说，
“整个意识形态出现了几个禁区…… 有一个特点：（作家）不能触及现实、敏感的东西。”
程映红教授也说，意识形态方面“好像还是收得比较紧”，上面“觉得紧比松更让他放心”。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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