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现象，仅凭意识形态站队，简单容易，但政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当逻辑的解剖刀条分缕析时，现象之下的本质，往往呈现出更深长的别样意味。
重庆模式：光鲜而残酷的政治秀
济南的故事，还需从重庆说起。
毋庸讳言，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行为指向的是更高的政治地位。这种积极、公开的政治竞争姿态在中共体系中前所未有，而红歌与共富则可看作政治竞争的口号。
具有号召力的口号必须有现实性与差异性。薄清醒认识到底层民众对平等、均富的渴望。共富口号反映了重庆乃至全国的现实矛盾，同时也是对当下的一个差异。现实性根植于愤懑，而差异意味着改变与竞争，一如奥巴马喊出了“Change”。
与此同时，口号还须有合法性与道统性。红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虽不再出现于日常政治话语，但却是红色江山的“命脉”所在，“贯穿前后30年”，于是，毛时代的“红歌”就成了唯一可用的政治资源。
个人经历、出身、世界观肯定会影响对口号的选择，但更大程度上，现实性，差异性，合法性与道统性的过滤之下，“共富与红歌”是工具理性之下的唯一选择。这也正是薄和毛派的区别。至于自由派，既不能立竿见影带来经济上的改变，政治风险也更大。
公允地看，红歌和共富，既有对过去极权的继承性，也有面对民意诉求的先进性；既有乌托邦式的公平，也有西方福利主义的影子——重庆模式在经济上的不可持续性，不正是民主希腊模式的崩溃？
政治竞争立即带动了重庆的改变。当下的中国，已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信息孤岛，政治竞争的聚光灯之下，民众的声音被放大，反过来对竞争者产生政治压力，并向下传递，逼迫基层部门供给更多的公共品。交巡警平台、治安、廉租房、绿化等等，皆出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竞争不但直接从民间汲取力量，而且反过来逼迫出更好的公共品。而当政治竞争态势消失，深受好评的交巡警平台也在科层阶层的抵制下，立即烟消云散。如果说是缺乏经费，那么，治安难道不是政府最最基本的职能？
所以，重庆模式中的民生好处，其真正的逻辑起点、政治推力在于竞争政治之下的民众获取了更大的话语空间，然后，自下而上的多元博弈中获取更高的福利。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地、一人的结果，而是源于整个中国民权发展的大背景。
实际上，薄熙来以唱红为道统根基，共富为现实呼吁的政治竞争，不再按部就班的在红色阶层内部吸取筹码，而是直接从民众中汲取支持，扰乱了既有的政治秩序的潜规则，触及了整个群体的利益基础。这种置个人权欲于整个群体利益之上的行为，必然招致群体的反感，因而风险极大，需极端审慎。但恰好相反，出于固执、专断、自负、张扬的性格，薄把体制的特点发挥到极致，打黑变为黑打，践踏法治，钳制言论。政治竞争带来注意力的同时，也撑大了言论的空间，重庆模式黑暗的一面被血淋淋的呈现在国人面前，触怒另一部分人。
到这个时候，合力之下，蚁穴必溃千里之堤，济南审判，就已然是个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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