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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从来反对对社会现象进行粗暴的类比,但我主张借鉴一部分古代的经验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当下。

2,汉武帝时期曾经因为国家安全问题,对中央制度进行过一次小小的变革,建立起了类似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这次变革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却又是千古解不开的局,在历代的制度性演化中都能找到痕迹。

3,任何一次制度变化,都是为了统治的便捷,也是对之前制度的不满意造成的。那么,汉武帝之前的政治制度是什么?

简单地说,是从秦朝继承下来的一套三公九卿的通知架构。三公分别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之权。如果非要在历史上找个类比,那么三公分别对应于总理、国防部长兼总参某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九卿则分别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这些官员许多和皇帝的衣食起居有关。比如,太常主皇家祭祀;光禄勋负责宫廷门户的宿卫;卫尉是皇家卫兵的头儿;太仆负责皇帝的车马;廷尉负责皇家司法审判;大鸿胪负责对外的礼宾;宗正掌管皇帝的宗室事务。而大司农和少府则是财政官员,大司农掌握政府财政,少府掌握皇室支出。

在这些官职体系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以丞相为代表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御史大夫为代表的监察体制,以太尉为代表的军事体制。以及以大司农和少府为代表的财政管理体制。加上地方的郡县负责制。正是这些制度,加上地方行政体系,使得汉帝国可以在长安这一个西部的城市掌管巨大的疆土。

4,然而,这一套制度虽然有着比较合理的限权手段,使得每一个位置,甚至皇帝,都无法滥权。但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当国家处于安全威胁之中,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构时,就显得政出多头,效率不高。

在和平时期,互相制约是优点,但特殊时期,就变成了皇帝忍受不了的问题。

另外,皇帝如果想取得更多的掌控,总是倾向于避开正规官僚系统的。

5,汉武帝时期影响国家安全的事情是战争和国家财政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连的。我不准备在本文中展开这些话题,只是简单说:汉武帝发动的战争过于消耗了国库,将其前任留下的家底败了个精光。

如果从英雄角度和财政角度来看问题,往往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举个例子: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兵分六路,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一万九千人。而在前一年攻击匈奴右贤王时,已经斩获了一万五千人。这两次战役被军事学家称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

但如果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看,这次战役堪称灾难。这次战争造成了汉军兵马十余万的损失,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被俘的数万名匈奴人也受到了优待,吃饭穿衣都由汉政府供给。为了应付着巨大的开支,汉代主管财政的大司农把库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还是不够。最后,武帝只好下诏开卖官爵,因为卖官爵可以获得三十余万斤黄金的收入。最高的爵位对应的官职甚至可以达到九卿的级别,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级别。

6,对于皇帝而言,要想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已经非常困难。当原有的制度成为羁绊后,皇帝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新的治理方法。即在原有的制度基础上,再架构一种便捷性的统治渠道,绕靠已有的繁文缛节,达到俭省的目的。

7,这套制度围绕着皇帝建立起来。包括:军事上架空太尉的权力,大大提高了将军的权力,比如,设立大将军为各将军之首,除此之外,还有骠骑、强弩、贰师、前后左右等将军不一而足。为了对地方进行控制,设立了刺史,去探听地方官员的政绩,形成汇报制度。在财政安全上,开展国营经济,各负责人直接对皇帝负责。鼓励地方政府展开竞赛,KPI则主要是财政目标,等等。

一句话,以前对丞相负责的许多项目现在为了便捷性,改为直接对皇帝负责。

8,为了统领所有这些变革,在皇帝身边必须有一个小的机构,或者说,帮助皇帝做决策的小机构。汉武帝看上了尚书台这个设置于内廷的小机构。这个机构本来只是帮助皇帝草拟一下文书之类,而现在则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色。

所以,后来的权力逐渐从丞相逐渐转移到了皇帝的尚书台手中。看一个官员的权力,不是看他是否属于三公九卿,要看他是否兼任了尚书事,只有这些人才能进入内廷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密会议。

9,汉武帝之后,掌权的官员大都是这样的:兼任大司马大将军,并领尚书事。

而到了东汉时期,尚书台的权力更加膨胀,权力出自台阁,架空了原有的官员体系。

所以,皇帝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就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并维持了制度的高效运转。总结而言:变革时期,最有效的统治方式不是利用原有的系统,而是绕过原有的系统。

10,但有趣的是,当一个出于便捷设立的机构成为了常规,又会成为新皇帝的绊脚石,于是,新皇帝还要发明新的制度绕过它。

比如,在国家安全中起到无比作用的尚书台,一旦成为了定制,皇帝又感觉不方便了。于是,继承汉代的一些小朝代就开始了新的探索。这次皇帝选择的是中书省,也是一个服侍皇帝的小机构。一旦中书省成为了定制,皇帝又选择了门下省。

到唐代,干脆将三省并立,互相监督,尚书中书门下都成定制。

但后来又有人感觉这样太麻烦了,明代干脆把权力转移到了大学士,而清代更转移到了军机处和南书房。

这一切还是为了便利性,以及新的国家安全。

郭建龙,中国作家,作品:《告别香巴拉》、《印度,漂浮的次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