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毛泽东是双面神?

作者：信力建 

在古罗马神话中，有所谓双面神。此神名叫坚纽斯，其特点是两头两面，两面相反。由于资料的封锁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在不同人的视角中，也是这样一个双面神。

比如，有人认为他爱民如子。故事多多，聊举一例：说是1944年的一天，当时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泽东有紧急事情要找他谈话。张汉武以为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于是快步来到毛泽东住处枣园。哪知见面后，毛泽东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妇女为什么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知道这个情况，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去把水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听了他的话，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决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同志来了，原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他们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到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里的水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饮水进行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后来那里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声。

但也有人说他杀人如麻。譬如，他所主导的大跃进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就是不少人感兴趣的课题。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这其间，中国饿死了 1700 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 型， 估算认为： 截至 1961 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 4400 万。 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 《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 1959-1961 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 1959-1961 年中非正常死亡 3250 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 3860 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 5000-6000 万。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 密了，是 3756 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 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 1949 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 2900 万”。

又比如有人讲毛泽东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例子是他与郭沫若也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说是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读后，很少写长信的他，在当年11月21日亲笔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说是“从这封诚挚的长信中，可见他们的情谊之深。”还有例子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曾为女作家丁玲写的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其中有云：“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见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可也有人说毛对郭不过“倡优蓄之”，用得着时固然是“不嫌其多”，用不着时便“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至于丁玲，则在延安时期就被整，解放后更给打成反党集团分子发配北大荒。而在更大面积上，毛泽东是反知识反文化的。这主要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于是举凡古今中外的文化无不遭受毁灭。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全国几千座古城墙和门楼在文革完全中被毁。全国上万座古寺庙、古建筑在文革中被毁。无数古琴画书剑等文物在文革中被毁。至于文革中自杀的著名知识分子也数以千计。不妨举其一二： 邓 拓，人民日报总编辑、杂文家 1966.5.17 服毒致死；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范长江，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双双服安眠药致死；老舍，著名作家，1966.8.24，跳北京太平湖溺死；傅雷，著名翻译家，1966.9.3，与妻子朱梅馥服毒自杀； 熊十力，国学大师，1968.5.24 绝食身亡……

当然，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尊重法律力主法治。理由是仅从1949年10月—1966年10月，新中国制定和颁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不下1500多件。还说毛泽东不仅重视的是成文法的制定和颁行，更注重的是法律的具体实施、百姓的感受与评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一再强调人人都要守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颁行后，他指出：“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1957年他指出：“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为此，“不要破坏革命法制”。

但是，也有人指出：毛泽东在七十年代初会见斯诺时，就毫不客气地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他对宪法的态度基本上是不屑一顾。1961年，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明言：“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 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看到没有：他连自己是不是参加过宪法制定都记不得，宪法在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甚至不如他一年主持的几次会议！连作为“母法”的国家大法的地位都不过如此，其它法律条文就更谈不上什么严肃性了。后来干脆把公检法一起打到，让广大官民和普通学生闹起来打起来，都来享受无法无天的自由。人的习性中恶的一面得到了最全面的鼓励和彻底的释放，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国不国家不家、人不人鬼不鬼的“大好形势”就这样造成了。也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公开表示“要人治,不要法治。”“会议决议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宪法及其他法律,领袖一句话就变了。其他各级领导人都要跟着变。也没有人敢不变。第二把手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到各级党委及其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各级政法机关的负责人,都积极主张实行“人治”，批判“法治”、反对“法治”。

还有人说毛泽东艰苦朴素，穿鞋穿旧鞋，睡衣打补丁，一生不拿钱，嫌钱“脏”。大跃进饥荒时不吃肉等等。

同样有人指出：毛泽东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 ，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给他另盖房子。毛总是要新房子，从安全舒 服的角度设计，由他的警卫部门监工建造。房子都得防弹防炮，有的还防原子弹。绝大部分是同一式样：进门一间特大的大厅，左右两翼各一排房间，外观像一座钢筋水泥的大仓库。毛最早的别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进京就开工修建，以后陆续又建别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误。有一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从二十世纪初就是避暑胜地，有六百多座有钱人的别墅，但没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标准，都不安全。毛的新别墅建在一个山凹 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整个被工兵掏空，为毛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等等。

毛泽东所以会成为这样面面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双面神”，原因如前所述：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前的意识形态都奉他为最先进政党的领袖，自然拔高多多，神采奕奕；而一旦这种神光退尽，他也极易从神的宝座跌落下来变为凡人，甚至恶魔。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档案得以解密，还原历史，让人们正确认识他是神，是人，还是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