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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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在150多个国家及地区有1千多万民众参与，亦是197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们致力于杜绝人权侵犯，包括捍卫言论自由权及废除死刑，英文官网为Amnesty International。
一、中国国内动荡不会令中共对外发动战争
近年来，中国面临着经济下滑、外交孤立等一些列内忧外患，令国内矛盾日益尖锐。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失去经济增长来作为合法性的依据，中共当局会选择对外战争来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中国数字时代就曾报道，大西洋月刊预测今年台海紧张局势会因此进一步升级，其研究员迈克尔•舒曼 (Michael Schuman) 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同时，相同看法的不乏美国重量级的政界人士和学界人士，包括有着“亚洲沙皇”之称的美国总统拜登的顾问、前副国务卿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以及知名学者迈克尔·贝克利 (Michael Beckley) 和哈尔·布兰兹 (Hal Brands) 等人。
然而，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泰勒·弗拉维尔 (TAYLOR FRAVEL)，则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文章驳斥了相关论点。他认为这些观点是建立在西方的“转移注意力战争”(Diversionary War) 理论上（编者注：该理论在中国大陆也称为“转移矛盾”理论，即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的矛盾），并不适用于中共执政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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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是指，“在与外部势力发生冲突时，公民经常团结在领袖周围并增加对政府的支持。了解到这一点后，认为自己正在失去民众支持并担心下台的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发动战争，以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并增强社会凝聚力，或者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成功的统帅，从而加强对权力的掌控。”然而，他认为这并不适用于中国。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更能控制舆论和社会，包括抗议活动”。“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时，危险并不是转移视线的战争。危险在于中国领导人会感到自己的软弱，对外部挑战变得更加敏感”。
他回顾中共建政以后的历史，发现除了“珍宝岛战役”有一定的可能性适用于这一理论之外，完全没有其他的例子可以支撑这一理论。相反，中共当局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对外稳定关系或者威慑对方，对内残酷镇压的这一模式。比如，他就指出，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中共面临着国内民众强烈的不满、大规模示威以及经济停滞时，使用的暴力是针对自己的公民而不是外国势力。
此外，作者还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其他专制国家，中国也是最不容易受到国内动乱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在1989年以后。
那么，中共当局在面对内政失败的时候，对外会采取什么措施呢？弗拉维尔认为，回顾中共的历史，最有可能的反应是“威慑”而不是真正的战争。“在国内动荡时期，中国可能会激烈地口诛笔伐，但这反映的是威慑而非转移的逻辑”。
二、西方智库：和中国脱钩的路依然漫长
无论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脱钩” (decoupling) 政策还是，拜登总统的“去风险” (De-risking) 政策，“远离中国”都成为西方政界和商界的热门话题。2023上半年，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似乎这一目标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而是实实在在地正在发生。
然而，知名美国智库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 发布报告，指出西方企业想要“从中国转向多元化”仍然存在长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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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发现，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确实都正在发生。“无论是外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在敏感和不太敏感的领域都在积极实现投资多元化，并远离中国的供应链……这一趋势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最为明显。”
然而，报告认为，由于全球价值链条息息相关，在中短期内，多元化投资和供应链不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前面提到的墨西哥的例子，虽然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但是该国本身仍然极为依赖与中国的贸易。不过，长期来看，在某些领域中国可能还是最终会被踢出全球供应链。“全球供应链更全面的转移最终可能会展开，尤其是在电动汽车等行业……但这需要较长的时间。”
具体来看，在制造业方面，“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即使生产大幅转移到其他目的地，也可能只会导致中国在全球出口、制造或供应链中的份额略有下降……但是……这些转移可能会对新目的地国家的经济、工业和物流产生重大影响。”比如，现在跨国公司正在加大对越南和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投资。“这些国家（分别）已在某些行业拥有充足的技能和制造能力”。
然而，在敏感行业，比如半导体、电动汽车、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医疗保健等行业中，离开中国的多元化行为将会大大加快。
最后，报告认为，“这些现实意味着发达经济体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实现其 ‘去风险 ’政策背后的目标——即在部分关键领域限制对中国的贸易、投资和供应链风险”。然而，他们也指出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也很可能会推出更加大胆的政策，来加速“去风险”的这一进程。“多元化步伐缓慢可能会引发美国（可能还有其他七国集团国家）要求采取更积极的去风险措施的呼声”。
三、CSIS：中俄两国为朝鲜侵犯人权提供便利
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小布什研究所 (George W. Bush Institute) 和北韩（朝鲜）人权委员会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充当了朝鲜侵犯人权的帮凶。
报告封面
报告首先指出，朝鲜人民的人权遭到该国政府的严重侵犯是公认的事实，并且根据相关报告详细描述了朝鲜当局的罪行。CSIS表示，朝鲜的罪行常常在国际社会中被提及，然而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帮凶”却较少受到关注。
在报告中，CSIS列举了中俄两国帮助朝鲜当局的共谋行为：“以互利的方式帮助平壤政权逃避国际制裁、帮助（朝鲜当局）贩卖人口和跨国镇压、强行遣返朝鲜难民，甚至在联合国机构中阻止推进改善朝鲜人权的倡议”。
两国这样做存在一些列目的，而首要的目的就是对朝鲜金氏政权的支持。“中国和俄罗斯在这些侵犯人权事件中的共谋行为，源于对朝鲜金氏政权的政治支持、不执行国际人权义务和制裁、存在经济利益以及联合反对西方国家”。
此外，报告还指出这些“帮凶行为”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期间变本加厉。“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都为朝鲜在境内外进一步镇压本国人民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会。”
最后，CSIS呼吁美国和联合国应该在保护朝鲜人权方面做的更多。具体而言，国际社会应该制裁和抵制朝鲜的行为。“华盛顿应确保将人权纳入明确的朝鲜政策，执行《通过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等现有法律，对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和俄罗斯公司实施更多制裁，并动员私营部门提高警惕，避免与侵犯人权的实体签订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