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邱运华：理论之殇：对马克思主义一个经典定律的重新理解

　　 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距离有多远？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但是，无论持直接政治改革观点，还是反对政治改革观，若不能从理论上阐释清楚自己的合法性，就无法说服对方并确证自己。理论的职责就是穿越现实的迷雾，确认前进的方向。本文作者的观点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必然经历一个行政体制改革的阶段，以矫正和健全法治社会建设，否则，将形成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纷争，导致社会失序的局面。

　　 一、苏东之败的原因：现实提出的问题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引发了国际政治领域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思想界的严峻反思。至今看来，反思的结论不能令舆论界满意。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我们可以来反思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方式。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例如高放教授近期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2012年第5期）的文章、丁学良教授发表在《南方周末》（2012年5月11日）上《苏联为何遭遇体制性失败？》的讲话，基本解释是一致的。在反思过程中，很多专家认为，苏联共产党脱离群众，造成了一个官僚阶层；它已经不能代表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倾向于这个立场的媒体作者还很多，不胜枚举；而专门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恕不再例举了。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追问方式本身更耐人寻味：其一，试问该如何思考一个政权垮台的原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去讨论，而不是直接从上层建筑一方去讨论。假若从经济基础去讨论，那么，接下来要问：苏联东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究竟哪一方面出了问题？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政权失手，还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出了问题（例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都不是。苏联生产力水平在30年代处于欧洲总量第二，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在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初期，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就生产力水平而言，苏联重工业和特殊工业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轻工业和农业处于粗加工的水平，整体技术和工艺水平达到了世界前列。但是，在高精尖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民用等领域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其原因不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1]

　　 其二，从上层建筑方面（例如政党建设）寻找原因这一思路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原则呢？显然存在着矛盾。政权的垮台和政权的建立，仅仅从政治本身寻找原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权的垮台，应该从政治之外去寻找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上。时下认为苏联党的失去政权，其原因在于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并非根本原因，至少没有看出问题的根本。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本身。

　　 假如上述追问恰当的话，那么，就存在这个一个问题：一个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居然无论从经济基础方面还是从上层建筑方面都无法去反思，即使去勉强反思也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岂不是咄咄怪事？

　　 在这里存在着理论之殇。所谓理论之殇就表现在现实的走向所依赖的理论本身存在着弊病，但在推行之前却毋庸置疑，不容反思，当依据它来推行的现实运动呈现出无法抗拒的矛盾时，却发现理论的原动力存在着先天错误。

　　 二、重新反思一个经典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社会运动的规律，有一个理论路径，通过爬梳这条理论路径，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原则的实质以及它关涉的方方面面。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它就不可能存在。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一般认为，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3]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精辟地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里，恩格斯很准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5]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阐述中，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没有得到注意——“社会”：起点是“市民社会”，随后是“社会组织”，再后是“社会生产”，最后是“社会结构”、“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这套理论话语里，“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基础部分。缺乏社会形式作为基础，就无法确定这套理论话语的适应性。

　　 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命题，还原到最后乃是在“市民社会”这个基础上讨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还是相反”这个问题；马恩后来讨论的基础仍旧没有离开过“社会”和“欧洲社会”这个固有的基础。《共产党宣言》这篇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最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一切对立和斗争都必然在社会的舞台中发生，缺少社会作为舞台，就没有任何历史生活。这似乎也告诉我们，缺少了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作为基础，就无法科学地谈论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假如我们提出一个反命题——“缺乏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就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是否成立？或者，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唯有在一定形式的社会组织基础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方可成立？因此，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思想，应该表述为“经济基础-社会组织-上层建筑”三个环节。

　　 假如上述推论成立，那么我们在长期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命题时，就无条件地忽略了作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形式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存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为此付出了代价。有学者指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坚持终极真理，实施程序是可以不讲究的。结果，他们失去了政权。实际上，民主精神是依靠民主的程序来实施的，缺少民主的程序，民主精神就无法依托。在总结苏联共产党政权失去的教训时，并没有所谓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并非直接接触到上层建筑，而是存在着某种中介性的组织，且把它称为“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发生作用，无论这个力量是决定性的，还是非决定型的。

　　 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在俄苏共产党人的著作里则简单地表述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列宁著名的“遗嘱”——《论我国的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规定，在这个规定下，社会主义就必然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俄国处于资本主义的不发达阶段，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显然就不够条件；而俄国的现实却又造就了革命的浪潮。列宁表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6]为俄罗斯民粹派所困惑的宿命，使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19-20世纪之交激烈争吵过的命题，在列宁看来只要颠倒了先后秩序就可以了。事实上，俄罗斯的道路就是力争把它倒过来处理就可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市民社会”的命题没有得到重视。在他们看来，“社会建设”的命题是不存在的；除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别无它途。这就埋下了恶果的祸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答复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请求时，曾就这个问题做过长期思考，学术史上称之为“卡夫丁峡谷”。最终，他们的答复是耐人寻味的。恩格斯写道：“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7]80年代后，当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回信后，尤其是对俄国经济制度、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后，他的观点显然发生了变化：“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9]这两个说法实际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假设：俄国的“农村公社”——假如它还是公有制的话——假如它能够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话，那么，“卡夫丁峡谷”就会有跨越的可能。这个结论与民粹派的结论实质上是不同的：民粹派的跨越是仅仅以公社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个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成为跨越的唯一充足条件，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条件是非充分的，它还必须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为前提。缺乏这个前提，一切仍然没有改变。马克思的结论实际上可以这样表达——俄罗斯社会的前途，可以表述为：要么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到“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上来，要么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除此之外，“跨越”就仍然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在承认和否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时，都立足于一点：“公社”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个因素通常被俄国革命者所抛弃。

　　 三、现实的对比：苏联模式与英国模式

　　 自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直接导致欧洲社会的变革。从20世纪60年代为终点回溯，我们会发现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英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一条是苏联发展的路径。

自从19末期、20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第一次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修补自己的弊病的努力，远较它的竞争对手来得上心。考察其百年的努力，这种修补特别体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并值得中国参照。归纳起来，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主要见功于三个方面：生产力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健全、政治民主化水平提高。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显著成就，造成了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神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