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节选）
嘉宾简介：程映虹，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多年。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和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
采访者：袁训会、徐书鸣
种族观念因何在中国流行？
袁训会：我发现，在当下中国，即便是那些影响很大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叙事方式都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我想向您请教，为什么种族主义思潮对国人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他们却不自知？
程映虹：中国的知识精英希望中国改革，他们觉得中国应该强大，而这种希望往往会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从晚清以来就是如此，从来没有得到过清算。明明是种族概念，中国人却以为它是文化和历史的语言。例如认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是中国人，白皮肤蓝眼睛黄头发就是美国人等等，他用种族的观念来界定民族和族群了。经常听到有人质问：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和皮肤染了去做美国人？
民族和族群是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具有流动性和可变性，但是种族的身份不一样，它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是以生物，血统和自然的概念为基础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很习惯于用种族观念来界定族群，尤其在通俗文化中，凡是和“中国人”的认同和身份特征有关的，十之八九或者最有影响的是种族性的概念。例如，官方发布的全国百首“爱国歌曲”中有一首“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歌词中这样说：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歌词中还有“我的祖先最早走出森林，我的祖先最早耕耘”这样毫无根据的种族自大。这首歌被收入学校语文教材(例如上海市教育出版社《语文》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四年级），还成为很多“爱国主义”文艺演出中的节目。百首爱国歌曲中其他涉及“中国人”的身份定义的多半是种族概念，如“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和“中国人”。这些歌都是在80和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时刻产生的，当时由于大陆结束文革，台湾被美国抛弃，香港开始了回归中国的中英谈判，陆台港三方都有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这些歌曲加上后来的“中国人”和“黄种人”等等，对于塑造大众下意识中的“中国人”认同影响很大。看一下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作文和爱国主义文艺表演，其中的大话套话多半和这些种族神话有关。
中国人一直把北京猿人看作自己的祖先，这也是一种很种族化的表达，中国人却意识不到。国际人类学界普遍认为，北京猿人很早就灭绝了，近十万年前，从非洲又进来的一批智人是所有人类的祖先。为什么是种族化的呢？因为你认为自己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意义上就与众不同，这是非常种族化的概念，只有对种族概念习以为常的人才会认为它不是种族概念。
退一万步说，就算北京猿人确实有后裔，就像今天中国相信智人起源多元论的人的说法，那和今天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也没有多大关系。今天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祖先清清楚楚地追溯到人类起源时期并把它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的。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境内的古人类，没有那个国家说它们是“我国历史”的一部分的。而中国人把猿人时期也算作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记得过去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中，“中国通史”是从元谋人开始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就是有170万年的时间长度，比北京猿人的时间更长，都叫“中国历史”。学校历史课上也这么教。
这是把自然史和社会史混作一团，有意无意地造成“中华民族”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的历史的印象。这是很荒谬的。为了论证今天的民族国家和领土疆域去重新构建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构建出来的。
周口店遗址1962年定为全国历史文化遗址，1987年是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但到了1997年却又变成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其实，只要读一读最普通的介绍材料就可以看到，与其说周口店遗址体现了爱国主义，不如说体现了国际主义，有那么多的外国科学家和科学基金会和研究机构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中国当时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裴文中贾兰坡等等都是国际学术界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泛滥，国际主义完全缺席，这是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关的又一个问题。
种族观念对中国国际交往的影响
袁训会：如您所说，在大多中国人眼中，种族主义还是一个离自己比较遥远的话题。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您开始关注并且系统研究这一话题的呢？种族主义对当下中国又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程映虹：我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主流文化对种族概念毫无敏感，格外地容忍，或者说习以为常。骆家辉离任时有一篇文章批他，题目是“别了，骆氏家辉”，这篇文章一出来就备受诟病，但在我看来，对骆家辉完全可以从你那个政治立场去褒贬，但你不能拿他的种族身份说事。这应该是超越左右的一条文明底线，但好像绝大多数批判这篇文章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受西方影响较大的自由派，也需要在这方面补课。
种族主义为什么有吸引力，为什么人们会习焉不察？究其原因，在于种族主义对于民族主义政治所具有的凝聚力，原始的，血统的概念对于很多人都有吸引力。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比，就像鸦片和卷烟的关系，一个不懂卷烟和大烟有什么区别的人会认为大烟更厉害，是特殊的卷烟，其实它已经不是卷烟了。同样的，在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没有清醒区分的情况下，国人也会不自觉地将种族观念视为爱国观念。
今天中日之间的敌意很大程度上已经有种族仇恨的特征。例如，在非洲的加纳，很多华人在那儿淘金，广西某地区的人去了以后，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他们雇佣了当地人作保镖，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他们雇佣的加纳保镖，他们拿着枪，举着一个很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杀死小日本，为中国而战”，非洲人拿枪，替中国老板发泄对日本人的仇恨，这种民族主义的宣泄可以说是完全种族化了。在非洲打拼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很奇怪极端的表现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很种族化。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日本被固化成中国的敌人，拍了那么多抗战剧，每天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现在又把日本战犯的审讯记录全部公布出来，客观上在民族情绪上强化对日本的仇恨。对很多人来说日本民族已经被定格为中华民族的仇恨对象了，它是一个抽象化、邪恶化、本质化的敌人，中国民族主义的“他者”（中国当代民间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对“小日本”的仇恨中发展起来的），世界近代史上一个罪恶的符号。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清算和对当代右翼政治的批判和揭露都是应该的，但一个国家的主流舆论要注意不要把它扩展到日本整个民族和普通人，非理性化，由特定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发展到对那个国家的人的憎恶。不要把国家利益的冲突变成两个国家之间整体的和长久的仇恨。但这种情况今天起码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可以说太普遍了，已经超越了南京大屠杀，钓鱼岛、慰安妇这些具体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很多人说中日必有一战就是这个意思，具体的恩怨和纠葛已经不重要了。
种族观念对族群关系的影响
袁训会：您刚才主要说的是种族主义在中国国际交往中的影响，那么，我想追问的是，这一思潮对中国民族（族群）问题的解决是否也有影响？
程映虹：中国的爱国主义中掺杂过多的种族性观念，会损害国内族群的关系。例如，按照上面提到的那些“爱国歌曲”中对于“中国人”的定义，很多非汉族的中国人都可以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你先把我排斥在外。但由于这种话语对以汉族为主体的所谓爱国主义的凝聚力，官方和民间都难以拒绝，例如“炎黄子孙”的提法用汉族（甚至只是汉族的一部分）的起源神话来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根”和身份认同的依据，给人以一种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血统始终纯正的印象，不但是一种种族化的概念，而且明显是有损族群关系的，但是却仍然流行，台湾国民党也在用。前一阵，习近平和马英九书信来往，庆祝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习近平用的是“中华民族”，马英九则用“炎黄子孙”。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更落伍，从蒋介石到现在缺乏反思，腐朽的大中华主义。
在今天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炎黄子孙”“既是主流，又被挑战，官方既不提倡，也不禁止。从80年代到现在，官方内部也一直在争论这个说法的准确性。
前一阵子，统战部副部长写了一篇文章，被很多人认为有”第二代少数民族政策“的意思，他在文章里讲，不要用炎黄子孙来指代全体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是汉族的不科学的提法，网上很多人为此批评他，用词非常尖锐，说得很清楚不能为了一些少数族不高兴就放弃这个提法。《环球时报》的单仁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驳他，认为炎黄子孙是中国人的定位，有凝聚力，否定它，会影响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少数民族的代表多次在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提出反对用这四个字指代整个中华民族。中国研究族群关系的很多学者如马戎等明确反对用这个说法指称全体中华民族。中国最高层的官方语言也早就放弃了这一提法，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三令五申，说就用”中华民族“或者如李瑞环正式提出的”海内外中华儿女“，但是从未得到过严格的执行。可见这种具有种族色彩的词汇的”凝聚力“之强，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以维吾尔族为例，汉人对维吾尔族的歧视在于它把维吾尔人身上的弊病，汉人认为是维吾尔人的弊病，将其本质化了。他不会深入的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原因使某个族群在他看来那么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种族思维是一种简单化的、懒惰的思想的表现。
不仅是民族问题，用生物性的概念来定义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在处理两岸关系上也很有问题。台湾有一个医学科学家叫林妈利，她写了一本《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这本书的起因和材料源于SARS流行时期，她作为台湾血库的建立人，在分析案例，梳理SARS病毒在不同族群里的传播效应时，她发现多数台湾居民的血液和大陆人的很不一样，在血统上，他们和太平洋岛民更近似。以此为依据，她反驳所谓炎黄子孙的说法，认为血统都不一样，台湾人怎么会是炎黄子孙？看一下台独派的书，这样的说法并不少见，一些独派最早的”觉悟“，就是从对这些同宗同族同一血脉等等种族神话的反思和拒绝开始的。现在就连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也说，国家认同和国族身份不能用这些观念来建立，而首先必须建立在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政治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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