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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9月30日曾发表一篇《从图书馆的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引起图书馆学界的探讨与批评。后来我进一步发表一篇长文《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省载于《创意城市》一刊，全文刊载于敝博），申说我的基本观点：从图书的采购上，党派意识主宰着图书馆，思想上没有图书采购自由，而且在经费又有滥用之可能（因此可能有许多回扣之腐败情形发生）；而从图书的借阅上，则不方便民众之借阅，至今没有实现完全之免费。即令免费，服务态度也大成问题。即令服务相对较好，但借书之分三六九等，亦是公然地对民众阅读的歧视。其三在图书分类上，把马恩列斯毛单列出来，冠于分类之首，是不尊重科学的意识形态至上的做法，是政治对图书分类学的强奸。单就这三点来说，官方花纳税人的钱所建之图书馆，非为开启民智之效，而是利用图书馆进行更多有效的信息控制，从而让民众的判断与选择更符合他们愚民的效果。而在这一点上，至今没有良好之改善。
最近闲翻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出版的《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看到三篇批判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杜定友先生的文章，一为《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系二年级《中国图书分类法》批判小组），二为《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刘国钧），三为《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这些批判及自我批判，今天看来当然是荒唐的了，不过我们依旧可以从中看出这些被指责的好东西，在今天恢复了多少？中国图书馆在许多方面的自由程度，依旧远不及四九年以前。单就图书采购上的思想自由、非党派非官方之自由，至今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从而反过来证明，我去年所写《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所说不诬。因此将他们批评中涉及到图书馆管理之自主自由的部分抄撮出来，让大家看看这其中蕴含着什么玄机。
《批判刘国钧先生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一文列出图书分类原则为，一、政治性、思想性原则（“我们的图书分类是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理论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稳工人阶级立场，运用科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图书，定出类目”；二、坚强的战斗性（“各类图书，就是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的武器与总结，所以我们的图书分类法应有界限，要敌友分清，要向敌斗争”）；三、科学分类原则（“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分类，就是违反真理”）；四、实际应用原则。“我们认为：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冠于图书分类法之首，其次在分类的每一大类或小类之中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出来列于首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在第一位，它象一个灯塔普照着整个分类法，成为分类法的灵魂和首脑”。这样的观点，不知在今天的分类法上有何改变？
刘国钧《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观点的自我批判》分为三部分：一为“关于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超阶级’的思想”，在此节之下，刘先生当然批评他的超阶级的自由思想，如他自己所说，“图书馆的目的在于使人和书发生关系，要使社会无不读书的人，馆内无不被人读的书”，就在他的自我批判之中。进而他在自我批判中，承认图书馆的阶级性，批评他此前提倡的图书馆是为了一切人。二为“关于图书馆学——作为方法论的图书馆学思想”，主要提到的是技术应为政治服务。中国当今没有像样子的图书馆学思想，恐怕这样的余毒依旧在暗中存在吧。三为“关于图书馆藏书内容——片纸只字都于人有益的思想”，这当然就是剔除于专制制度有碍的自由思想，同时也反应在图书采购上于不同思想的著作，不能自由采购。四为“关于图书馆目录”。五为“关于图书分类法——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的分类思想”，因为没把马列主义作为灯塔列为分类的首位，当然也要自我批判。
图书馆学系三年级批判小组《批判杜定友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因为杜定友先生主张在图书采购上，“要脱离主义的观念，切忌有党派政系之偏见”，于是批判者便说：“图书馆的藏书果真无党派、无主义吗？事实恰恰相反。历代王朝的藏书都是为巩固自己统治服务的；这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尤为明显。”这话拿到今天可能更为贴切。凡是专制制度必是害怕异己思想的，符合想法者便庋藏而利用之，凡不合己意，揭露其假相者则必斩杀之，既不庋藏，即令有藏，也搞阅读歧视，不准民众随意阅读。这样的图书馆管理，依旧在今日中国大陆盛行，从这样的图书馆管理，难道看不出官方的愚民本质吗？
2008年10月5日6：57分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