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那么，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呢？
文/鲍君恩
红旗飘飘，阳光普照，伟大的时代多么美好。
但是，稍有责任感的人，都一定不禁感到焦虑：平凡如我们，究竟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答案众说纷纭。但一些先贤无疑是做到了：他们被树立为楷模，往往被领袖认可，广泛宣传，引发全国范围的学习。
没错，诸多的时代典型，一定都没有辜负他们的伟大时代。
想像他们一样紧跟时代潮流？
你也可以。只要把握好时代真正的精神，作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不过，千万要注意的是，别一时糊涂，不辜负错了时代。改革开放之后卖瓜子的年广久，若早生二十年也只能被时代辜负；曾引出掏粪热的时传祥，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恐怕很难引领潮流。
【幸福的典型们】
成为楷模，并不凭借具体的称号。1959年第一届全国群英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规格极高。然而，总共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3267人，今天仍被记住的非常之少。
1959年第一届全国先进工作者“群英会”上，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与环卫工时传祥亲切握手
典型，必须是被人们广泛、深入学习的时代精神代表。所以，成为劳动模范、先进个人只是具备了典型基础，要被宣传系统纳入，要求全国学习，才是真正成为典型。
1949年评选以后的全国典型、英模劳模，除了雷锋、赖宁等追认者，大多得到了时代的良好馈赠。
最出名的当属“大寨”领头人陈永贵，从成为典型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只花了10年，空前绝后地兼任国家领导人和地、县委书记。
而“全国先进生产者”倪志福则跨越幅度最大，政治生涯贯穿了中共前三代领导集体，退休前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7年10月，倪志福同志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参加“群钻”操作表演
即便身有残疾而无法正常工作，重大典型也不会被亏待。八七海战中身负重伤坚持作战3小时的“钢铁战士”麦贤得，虽因弹片击伤脑部导致智力严重受损，也从普通战士升迁至海军基地某部副司令员。
可见，与时代良好互动，互不辜负是多么幸福。但是，要埋头苦干成为全国模范，还要高调的被全国学习，如何才能兼顾这两者呢？
部分全国先进典型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紧跟形势要求】
首先，要准确判断时代的需求。
这是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注意的，尤其在选择终身行业时——从事了不被时代重视的工作，想不辜负都很难。
和平年代之前，军事是产生典型的富矿。耳熟能详的邱少云、黄继光们，无不是战争后被树立的楷模。
第一个成功树起的大典型虽然不是军人，但和战争息息相关——延安时期自愿纳粮的吴满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
普通农民吴满有表现优异，很快自给自足，关键的是他还更进一步：积极向政府缴纳公粮。这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党的宣传系统很快启动，吴满有成了明星人物，不但有专门为其创作的长诗和版画，宣传部门还为他拍摄了电影《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故事片。
延安时期版画《向吴满有看齐》
不过，吴满有的结局有些尴尬，自愿参军的他在1948年被国民党俘虏，随后在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此后荣光不再，只能在黄土高原上放羊。
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推出的典型大都是抗美援朝英模和工业系统的劳动模范。如“工人旗帜”赵占魁，就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式的斯达汉诺夫”。
但是，这个趋势没延续多久，大跃进结束后，斯达汉诺夫式的煤矿劳模就跟不上形势了。
雷锋和学雷锋活动、大寨和“农业学大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期待，成为不辜负时代的硬标准。
之后，文革时期军队、警察的典型占据大头；1978年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大氛围下，推出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典型。
所以，一定要判断准什么是时代所需要的。否则只好等时代回心转意，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80年代的陈景润、蒋筑英等知识分子典型，放在几年之前则是谁都瞧不起的臭老九。
【动心忍性，修炼楷模】
即使看出了时代需要，又具备了典型的基本条件，是不是就能畅快的不辜负这个时代了呢？
当然不是。只能说，有时候时代过于调皮，要求非常刁钻，甚至要先成为敌人。
比如“诉苦运动”的典型王克勤，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
国共内战中，被俘虏和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大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服从纪律，作战积极性也很差。对此，中共开展“诉苦运动”，要求“解放战士”控诉国民党和地主恶霸对自己的盘剥压榨，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战士”王克勤经过“诉苦”，迅速转变，荣立战功9次，升为班长，并且发明了“三大互助”的带兵方法，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军得到推广。
爱兵爱民模范、杀敌英雄王克勤
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愚昧的奴隶，转而成为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个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
另一些典型不需要先成为敌人，而是成为“二流子”。后来的一些典型，如雷锋，无疑品性太好，换到延安时期难免力不从心。
“二流子”一词就是陕甘宁“改造二流子”运动后被广泛知晓的。二流子，本是陕北农村小偷、赌棍、巫神、土娼的统称，为了改造社会风气，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力，中共以社会教育、大生产等形式对他们进行改造。
记录延安“改造二流子”的漫画
除了这些，成为典型还需要一点运气。
上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典型张海迪，由于父亲是当地宣传部门官员，涉及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虽然事迹真实感人，当地一直没有宣传。幸亏人民日报记者偶然听到当地人对她的议论，才有了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争相塑造其为典型。
被毛泽东提倡的“斯达汉诺夫”也是足够幸运，其所在的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本来设备陈旧、生产率低，矿区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差点被撤职劳改，为了摆脱困境，彼得罗夫孤注一掷，选择树立斯达汉诺夫为工业典型——由3个人共同完成一班采煤102吨的世界纪录，归之于斯达汉诺夫一人。很快就轰动了苏联。
苏联劳模斯达汉诺夫在矿中向工友传授技艺
一旦真的成为了典型，并不是过程的结束，这恰恰是不辜负时代的开始。至少，要能动心忍性，始终对被动的安排安之若素。
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典型的塑造过程被固化为典型选题设置（需要什么样的典型）——典型身份确认（选谁来当典型）——典型事迹宣传——组织学习典型四个步骤，其中，典型始终处于被选择、被训练、被安排的状态，并不占据主动权。
最初的宣传之后，典型更要时刻小心谨慎，注意道德上的完美无瑕，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张海迪曾经开玩笑模仿过某国家领导人说话，被媒体披露，酿成了不大不小的形象危机。
不是所有人都能不辜负这个时代。偶尔落后的人也不要说葡萄酸——他们真的很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