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傅才德提供）
《纽约时报》揭示亚洲首富王健林与中国权贵关系报道的作者傅才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他写这篇再度涉及中国领导人家族财富敏感话题调查报道的来龙去脉。虽然他为写这一题材的报道曾收到过死亡威胁，经历了报道稿件不予刊发、本人被工作了13年的雇主停职的挫折，但他认为，中国太重要了，外国记者有责任给予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一样的待遇，那就是对他们进行调查，了解他们的财富情况。
齐邓股权转给了公司职员
《纽约时报》发表的《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调查报道的作者傅才德，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虽然把她和丈夫邓家贵的股权转让了出去，但仍有值得怀疑之处。“我们应该告诉读者，这个新的股东是已经在齐桥桥、邓家贵公司里工作了15年的职员。”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2013年10月8日，齐桥桥把她在秦川大地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一个人，徐再生，这个人是他们的职员，公司副经理。”他说，从工商局的内档获得的信息显示，“徐再生从2000年开始就在齐桥桥和邓家贵持股的深圳远为投资有限公司工作，到2013年他已经跟齐桥桥、邓家贵工作了13年了。所以，我们虽然不能说这些股份还是桥桥的，但是应该有一点怀疑。”
傅才德的报道说，在万达集团还未上市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就有机会成为早期购买王健林万达企业集团股份人中的一位。
2009年，齐桥桥和丈夫邓家贵以286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的万达股份，2013年转让时市值已达2.4亿美元，相当于4年前买价的将近10倍。
当时她的弟弟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并被外界一致认为将成为中共下一任领导人。
齐桥桥从2012年开始退出数以亿计美元的投资，当时习近平开始高调打击官员腐败。傅才德说：“抛售动作降低了他在政治上受到冲击的可能性。”
傅才德的报道揭示了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富可敌国，他拥有360亿美元资产；暴富速度惊人，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累积起来的财富包括，66座万达广场、38家五星级酒店、980块银幕和57家百货商场，还有63家卡拉OK店。2012年王健林收购了美国第二大连锁院线AMC娱乐控股。2013年他在青岛开工建设投资80亿美元的影视制作中心，好莱坞明星趋之若鹜。
王健林暴富与权力的关系
从傅才德报道揭示王健林暴富的时间坐标上，可以发现他寻找的万达帝国兴旺与权力之间的隐秘内在关系。
傅才德说：“200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7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儿子王新宇的北京铭豪控股公司，获得了万达集团2.5%股份，成为最大的外部股东。9月，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贾庆林的女婿的公司中的潘永斌成为王健林大连合兴公司的第5个股东。
傅才德说，“2007年10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月，中共17大开幕，王健林是17大代表；2008年3月他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贾庆林是政协主席。”
傅才德的报道说，2007年7月，王健林资产尚未达到10亿美元，在当时胡润排行榜上只排第148位。但就在那一年后，王健林在胡润排行榜上的排位飙升至第20位，资产比一年前翻了一番多，达23亿美元。尽管那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但是，万达集团却能逆势而上，破纪录破土动工7座万达广场。
傅才德说，贾庆林和王兆国家族两家公司拥有的万达股权市值“已经涨了1000倍”。“他们买的股权价格非常便宜。贾庆林女婿公司的潘永斌花了120万人民币（20万美金），王兆国儿子王新宇的公司花了300万人民币（50万元美金）。”目前两家公司拥有万达股份市值分别超过2.5亿美元和6.4亿美元。
傅才德说，去年大连万达在香港上市，“20个最大股东中有4个是这些家族的成员，贾庆林、王兆国、习近平，和温家宝或是商业伙伴。现在他们的投资升值较快，市值总共是15亿或16亿美金。”
傅才德的报道还提到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为主要负责人的清华控股分持的一家投资基金，也是万达的新股东。
傅才德的报道说，“没有迹象表明，在亲属及生意伙伴拥有万达股份的相关政界人物中，有任何人代表该公司干预了与政府进行的任何交易。也没有证据表明，前述政界人物中有任何人自身从这些投资者的巨额利润中获利。”
白手套名字游戏
傅才德说，在调查中国领导人财富的过程中最扑朔迷离的就是所谓“白手套”的名字游戏。
比如，他在万达帝国的报道中提到的王兆国家族和贾庆林家族在万达持股，那两个亿万资产法定持有人，一个是住在简陋房子里的普通人，另一个提供的合法住址可能是她母亲30年前的房子。
傅才德说：“第一个是王兆国的外甥女杨欣，她的地址在北京，她的房子非常落后。但是，她真的住在那儿吗？应该没有。好像有可能是30年前她的妈妈住在这个地方。但现在我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是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他的手下潘永斌是王健林大连合兴公司的第5个股东，现在市值2亿美金，傅才德说，“他住很简单的房子，完全是一个工人的态度，很普通的人，但在法律上是非常有钱的。”
傅才德说，温家宝女儿温如春的商业伙伴金怡更有意思，她身份证号码跟万达一个叫金怡的股东的一样，应该是一个人。但是身份证上的不完整地址指向山西柳林，“我们的同事去政府的办公室，那里有这个地区所有人的名字，但没有一个人姓金。很奇怪。有可能搬走了。但从来没有找到。希望有网友可以帮我们的忙。”
不过他说，在中国，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资料比温家宝家族的要容易些，“因为习近平家族是个革命家族，父亲是跟毛泽东一起的副总理，所以在共产党的网站有他们家庭的照片，可以知道他的兄弟姐妹是谁，父母是谁，姐姐的丈夫是谁。其他的家庭如果没有革命的背景，要发现谁是谁的儿子女儿是非常难的过程。所以，开始在网站查一下，然后可以用工商局的材料来证明他们的财富。”
领导人财富报道的死而复生
傅才德调查王健林万达帝国与中国权贵的报道过程艰难曲折，历经在美国两大媒体中的死而复生。2013年，傅才德的团队已经完成类似报道，但其雇主美国主要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决定不予刊发；随后，他本人被这家服务了13年公司停职；次年，他受雇于《纽约时报》，继续对这一题目深入挖掘一年多，采访了二、三十个人，增加了新发现的内容，才于今年4月28日发表。
星期五傅才德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同意用“复活”一词形容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报道。“我在《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更全面的，在调查中发现了王兆国的关系，还有温家宝女儿温如春商业伙伴的关系。”他说：在《纽约时报》，不能用彭博社的材料，不过“我的头里面的东西还在。”
2013年底，傅才德先前的那篇调查王健林万达帝国的报道，因涉及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家族财富而在政治上变得极度敏感，一时成为彭博新闻社的核心争议。彭博新闻社的记者后来说，由于害怕中国当局进行报复，包括取消或拒绝对其驻中国记者的外国记者签证，在最后一分钟，该社高层枪毙了傅才德的报道。
傅才德告诉美国之音，2012年，他在调查王健林的时侯，偶然发现了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拥有巨额资产，他很吃惊。2012年7月他着手进行调查。一年多后报道写成，经编辑审核事实，法务部门审查，准备发表，但最后，由于高层担忧得罪北京而决定枪毙这篇报道。据报道，彭博社以傅才德透露报道被毙为由，于2013年11月13日将其停职。2014年初，他受雇于《纽约时报》。进入《纽约时报》后，他先写了一篇有关周永康的报道，不久，他又继续开始了对王健林万达帝国的调查。
在报道中共领导人家族财富方面彭博新闻社曾经和《纽约时报》并驾齐驱。
一切从薄熙来事件开始
傅才德说，一切都是从薄熙来事件后开始的。“以前对我们外国记者来说，对那些政治局常委不是特别有兴趣，他们都是男人，领带都是一样的颜色，还有，说的都是比较无聊的干部话，‘我们应该贯彻落实什么、什么’”。
他说，2012年2至4月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最优秀，让他们在彭博社的记者大有必须赶超之压力，“我们要超过他们。当时我们在彭博社的记者觉得应该写一个关于温家宝家族财富的报道，但是，突然发现习近平家族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彭博社在2012年6月29日，发表《革命致富》系列报道之《习近平百万亲戚揭露精英财富》，当时的习近平还是中国的侯任最高领导人。报道说，“随着习升上中共最高层，他的亲属也在商业利益上得以扩张，包括矿产、房地产和移动手机设备”，总资产高达3.76亿美元。
该报道系列与《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2012年10月26日的调查报道《总理家人隐秘的财富》，双双获当年美国乔治·波尔克奖的外国报道奖。而彭博新闻社该系列报道的主要记者之一就是当时该社驻北京的记者傅才德。
这两篇报道引起了中南海的震怒，认为彭博社和《纽约时报》已经越过了有关中国领导人财富和私生活不准报道的底线。两家媒体的网站在中国立即遭封。中国政府下令取消订购彭博资讯公司的金融数据终端。这使已经疲软的彭博终端服务销售雪上加霜。
要新闻还是要生意？
彭博新闻社是彭博资讯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其金融数据终端营收占公司全部营收的85%；其新闻部门的营收中只占4%，但记者人数占了总员工人数的15%。现在，新闻团队辛苦调查的新闻报道却在给彭博在中国的主要生意带来了实质性威胁，这引起内部一场新闻与生意孰轻孰重的辩论。
彭博资讯公司董事长高逸雅认为毙掉这篇文章是合理的，彭博新闻社应该更加专注于提供商业新闻，而不是撰写其他方面的文章。据《纽约时报》报道，在毙掉傅才德的文章后不到一周，彭博新闻社还封杀了一篇关于中国高官子女受雇于外国银行的报道。
《纽约时报》引用道琼斯公司中国区前负责人麦健陆的话说“作为一家媒体公司，你在中国越来越需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么做新闻，要么做生意，不能两个都做。”
彭博公司所做的被高逸雅称之为“壮烈之举”的修补与中国政府关系的努力取得了成果。2013年7月，彭博新闻社获得中国国务院颁发的提供金融资讯业务的更新执照；同年底，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后，彭博社的一些记者也于次年初获得了新的签证。
与此同时，彭博新闻社也遭致外界更多对其自我审查的批评。但彭博社创办人、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以及该新闻社的高管们，一直对此加以否认。
《纽约时报》记者的中国签证申请则接二连三地遭拒绝或置之不理。去年年底，习近平在北京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记者会时，点破了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与获得记者签证之间的关系，他说：“一辆车如果抛锚，我们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大家可以找找自己的原因。”之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回应：“ 时报从不打算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变更自己的报道——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纽约时报》公司执行长汤普森2013年11月表示，他们正在评估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所有亏损的业务。他说，自从纽时刊登了中国领导人巨额财富的报道之后，中文版和英文版双双遭到屏蔽。汤普森说，由于不能正式进入中国，因此，收入没有达到预期。《纽约时报》于同年10月初推出了专注报导生活方面的时尚中文版，不久也被屏蔽。
记者曾遭死亡威胁
傅才德本人在写了第一篇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后曾收到很多死亡威胁。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傅好文在该校《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撰文指出：“第一个威胁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者转的，这位学者把从一位中国熟人那里听到的谈话传给了他，含糊地警告说傅才德最好小心点。后来，傅才德接到了通过北京一位外国新闻同行转达的类似讯息。”
当时傅才德的妻子、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洪理达说：“我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开始接获死亡威胁时，彭博社却告诉我们，别谈论此事。”她比较了彭博社的处理方式与《纽约时报》在发表了获得普利策奖的报道后对来自中国当局压力的回应，她说，《纽约时报》对中国压力的挑战直言不讳，而彭博社只会压制讨论。
傅才德在采访时承认，2012年夏天有一段时间确实令他们家庭感到害怕。“但是结果是我们觉得可以回中国。所以，我们2012年8月回北京，从那时到2013年8月（离开），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威胁。”他风趣地说，中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并不是俄罗斯。
现在傅才德只能从香港报道中国——跟其他纽时记者一样，他拿不到中国签证。不过，他说，他在北京、上海的办公室有很多同事，可以帮他的忙；很多中国大陆人来香港，他也可以采访他们，虽然“最理想是在北京和上海报道中国”。
给他们跟奥巴马一样的待遇
对于为什么愿意付出离开工作了13年的公司、冒着某种危险的代价还要坚持写类似报道的问题，傅才德回答说，因为“中国太重要了”。他说，“中国有可能过5、6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以，我们应该，我们的记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应该给中国的领导人一个奥巴马的待遇，或者克林顿的待遇，或者布什的待遇，可以很详细地看他们的情况，他们财富的情况。”
他说，中国不乏世界上最优秀的记者，但是他们没有调查他们国家比较重要事情的自由。“有一天中国记者有了这样的权利，那我们外国记者就可以放弃一点。但是，现在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
他回应有人说他欺负中国、不爱中国，“因为它是这么重要，我们才要牺牲很多时间调查这些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事。”
他建议热爱中国、关心中国大事人士和记者，“可以更详细地看看万达的股东，因为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股东，我们没有时间，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也可以调查一下，有可能他们会发现一些新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