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博 | 怀旧和蛤丝

最近的最近,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怀着对长者的爱戴之心,在饭桌和社交媒体上交流着长者的小故事,甚至在沉迷手机和网游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长者续命的运动,用青春挽住长者逝去的步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蛤丝。

这个蛤丝群体,听上去和其他的粉丝群体差不多,比如钢丝,或者屌丝。他们都是粉丝的一种,英文Fans的谐音,在通俗文化领域里几乎每天都在形成,大概是当下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只是,蛤丝现象,当然不仅仅是粉丝问题,还是偶像问题,更是怀旧问题,还是一个代际政治问题,对外界理解当下政治可能有着特殊意义,因而不失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首先,在一个缺乏坚定信仰又有泛神教崇拜的国度里,人民很容易崇拜各种偶像,或者转换崇拜偶像,只要“灵”。例如佛教里有各种菩萨,道教仙界更是一个开放系统,能够纳入几乎所有的民间崇拜,包括动物、英雄、星星,祖先甚至活人。而且,对大多数汉人来说,这些神还能够同时崇拜,所谓见山拜山,见庙磕头,可以把孔夫子、释迦摩尼和玉皇大帝摆在一个庙里。这种三教合一的信仰自唐宋以来就开始了,到明末达到高潮,产生了罗教之类的许多新兴宗教,然后衍化出各种近代宗教和群众运动,特别是义和拳。比较近的一个类似例子就是第二代义和拳,又称红卫兵。他们的神虽然在1976年化作了肉身卧像,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过去几年又仿佛活了过来。这个现象也与怀旧有关,待会儿再说。

这样一种偶像系统的开放性,在现当代的传播条件下,更是几乎每天都在制造新的偶像和新的偶像追随者。除了歌星、韩流制造的粉丝,专制政党也善于调整自己的信仰体系,制造和管理着社会的偶像系统,从雷锋到邱少云到学习小组,从基于无神论的罢黜百家到红太阳崇拜,再到还是基于唯物主义却是去政治化的全民拜物教,连高层党员也热衷全家礼佛,也算蛮拼的。当然,在互联网的今天,其中的过时模范已经很难产生粉丝了,年轻一代不再相信雷锋一天能捡几百斤的粪,除非他掉进粪堆了,他们也不相信邱少云有足够的意志力能够阻断腰椎神经的疼痛反射弧,虽然最近方舟子不再介入神经系统的科普了,还照样有其他著名网友半夜发烤肉图报复社会。在这样一种亚政治的反讽中,社交媒体每时每刻因为话题而产生的追随与被被追随关系在重新制造着新的偶像和社群,也重新划分着中国的政治光谱。

如果依照偶像与这个国家信仰体系距离的远近、以及人们对偶像态度这两个并行维度,可以剔除拜物教的去政治化主体,然后重新定义政治的左、右:从无神论到粉丝到学员到信仰到狂热的一神崇拜,反映了当下最广义的粉丝分布。毛粉无疑的居于较右,但不是最右,因为就在过去几年间的第三代义和拳运动已经产生了新的政治崇拜,取代了原来毛粉的位置;而最左端,是真正的(新)无神论主义者、(老)怀疑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等杂居的一隅。剩下广大的中间地带,就是各种粉丝或者信仰者,包括各种世俗追星粉丝和宗教信仰者,民间信仰者和党员身份的多神崇拜者。有趣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大多数都基于不同程度的怀旧,且因所怀年代的差异,可以大致划分为不同的代际,然后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

例如,传统右派们,或称中国的自由派,年龄分布从40往上,中老年入居多,上限触及今年109岁的周有光老人,下限则是笑蜀等人,集中分布在退休干部、大学科研机构、宣传和自由派媒体等精英体制内非核心人群中,渐渐老去。他们多是198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经历者,将改革总设计师和他的左膀右臂视作精神偶像,继承着那个年代的所谓改革主义、渐进主义的政治主张,相信中国还是可能通过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可以上溯到对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怀念,他们当中的犬儒,大部,早就已经悄悄地切割了与新文化运动当中的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陈独秀的关联,害怕革命,相信党内民主和渐进改革。他们是所谓1980“黄金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属于精英体制又非主流,享受着体制的优渥医疗保健、住房和社会声望,但是被实用主义的主流官僚排挤,被日趋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打压,心怀反对却不敢叛离。

还有一类,在社会生活中更为常见,以退休工人、市民为主,也不乏近年来新加入的中年失业者和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多是经历过文革的国营厂矿工人,但在1992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中逐渐下岗、早退,只有微薄的退休金和陈旧拥挤的住房,还随时面临被拆迁的危险,也就是所谓“消失的工人阶级”的一代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和改革不满,满腹牢骚,缅怀着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阶级优越感, 往往沉浸在70年代小文革结束后国有厂矿铁饭碗的集体生活和单位福利的“美好回忆”中,对毛的崇敬就随着第一批下岗工人自谋职业演变成车厢内悬挂毛像,到90年代末期开始自发地在公园组织唱红歌。当然,其中还是有一些当初的工人造反派通过怀旧汲取集体力量,拒绝任何偶像崇拜,如同1979年后的一代退伍军人,成为底层抗争的主力。

这是一种典型的转型怀旧,在冷战结束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非常普遍。在共产政权结束后仅仅几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内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怀旧的气氛。例如,前东德的居民开始怀念以前的各种东西,从酸黄瓜到塔比汽车;俄罗斯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们则怀念从斯大林到黑海度假的一切。对这种前共产主义国家怀旧思潮的研究表明,不同于美国社会对19世纪末“镀金时代”或1950年代繁荣的怀旧,或者德国人对纳粹时代充分就业的怀念,怀旧并非简单的因为时间流逝或者基于集体记忆,而是伴随着特定人群的阶级下降和情感隔离,而发生社会记忆的重构。

在前东德地区,来自西部的大资本收购然后消灭了绝大多数东部的企业和品牌,而普通劳动者在品尝了转型初期的自由以后,生活的每一天都必须面对残酷的资本主义竞争,纵有基本普遍的福利,也难以适应结构性失业和资本入侵的痛苦。东西部的巨大差异存在于自然环境、生产技能、社会资本、阶级结构和人们观念等等各方面,远超统一前东德人民对西部的美好想像。如此落差造就成他们对转型的失望,那些难以融入新的转型社会或者移向西部的东部居民们,开始自认二等公民,开始选择性地遗忘东德时期的斯塔西、物资短缺和恶劣环境等等负面的极权罪恶,反倒怀念旧时岁月的一切,包括曾经被广为嘲笑的塔比小汽车。那种公认丑陋和粗制滥造的东德制造的双缸小汽车,曾经需要几乎超过十年才能排队等到配额,代表着东德居民极权统治下聊以安慰的奢侈品,却在转型后开始被收藏,组织俱乐部,成为今日德国东部怀旧族群的标志。

与之对照,中国的改革怀旧者和文革怀旧者两个群体,可能年龄相差无几,却因为阶级不同,选择性地重构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阶级上升时代的集体记忆。面对今天的阶级下降,只能不断地各自选取1980年代和1970年代的偶像。所不同的,那些经历1980年代改革的自由派,有着强大的话语能力和威权体制故意留下的些许空间,尽管知识过时,却也自成体系,可以寄托在《炎黄春秋》之类的回忆文章里,寄托在对改革总设计师左膀右臂的纪念中,抒发对改革时代的怀念、对时局的不满,简直就是一个德东地区塔比汽车俱乐部的翻版。

而文革怀旧者,多数教育低下,更无话语权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聚集在公园里,在红歌的合唱中互相支持下去,倒是更像互助组织,借集体记忆重建社会关系。毛的偶像于他们,便是最易得的记忆符号,只具有正面意义,其情感联系并不像知识分子那般对之怀有的强烈怨恨。

倒是那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代,大多数对往事不堪回首,成为最现实的物质主义者,也湮没在日常的困难生活中,没有声音,没有结社,没有回忆。例外的只有其中的少数能够逃逸而出,他们或者以高干子弟身份重登庙堂,或者因为1978年恢复高考而回归,而怀旧也几乎第一时间就开始了,这就是1970年代末出现的伤痕文学,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阿城的《孩子王》、王朔的《动物凶猛》、和张贤良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所代表的文革文学。只不过,他们同样被同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或者市场经济大潮所遮蔽,直到今天《狼图腾》被登上权力高峰的红卫兵所认可并拍成电影,人们才恍然大悟:怀旧可以如此之快,如此漫长。只是,这一人群的怀旧只有文学叙事,只有分散的符号,而没有偶像,因为历史被阉割了,仍然停留在冲突和矇昧之中,而反思停滞不前。

蛤丝的形成就完全不同了。仅仅过去两三年,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一批类似长者文选、长者学习小组的公号,蛤丝开始集结,挖掘、整理、传播着长者的各种轶事、诗歌、和音像资料,表达对长者的才情、风情的钦佩,如高山仰止。长者的经典段子,也成为蛤丝的口头禅,而且几乎消解了当初用词情境的紧张,分外的亲切。如此情形,颇类经国总统身后蓝营民众对他和两蒋时代的怀旧,以他的“大人物、小故事”来逃避民进党的咄咄逼人。

当然,那是在小蒋的身后,是在李登辉和本省人政治开启的民主化进程中日益边缘化的国民党跟随者的感情代偿,以怀旧和偶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而蛤丝们最初,也是因为不堪长者的继任者一个面部瘫痪,作风僵化保守,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小官僚面目;另一个,如影帝一般,在海里工作的强势和公众面前仰望星空姿势之间存在着令人困惑的落差,常以一分钟十几个字的语速考验着媒体和听众的耐心和心跳。他们治下的十年,以SARS危机始,以汶川地震、奥运会和金融危机终,社会跌宕起伏而政治却日趋固化,一方面各条块官僚和国企逐渐凝聚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法治败坏民怨纷起而维稳政治大行其道。就在这种越发纷乱和绝望的气氛中,人们开始在饭桌上怀念起长者的好了:那是有着民国范的老克拉,留过苏,会8门外语,衣着品味朴素又独特,身上始终带有1970年代少有的开明、洋派的部委技术官僚烙印,自大不同于分别是辅导员出身和事务主义者的继任者,能跟街头学生侃侃而谈大背葛底斯堡演说,还能和华莱士谈笑风声,在香港年轻记者面前一副长者风范谆谆教导,常与各路名士促夜长谈,随手拈起尤克里里或者莫扎特的古钢琴便是一曲茉莉花的赞歌。

这大概很能反映蛤丝群体的时代背景和寄托,却只在最近几年才被强化,蛤丝群体也就从少数屌丝迅速蔓延向其他群体。相比此前的怀旧潮流背后的阶级下降和情感隔离,这一波对长者的怀念是伴随着空前的失落感:当红色权贵粉墨登台,反腐败运动如收割机开过,各系平民官僚在诚惶诚恐中还面临着政治升迁的天花板,权力系统的残酷重整让他们不能不回想昔日闷声发大财的美好时光;当股市总是在2000点上下,平民百姓亦怀念起90年代股市飞飙、每天到大户室打卡的日子;当七不讲流传、NGO被普遍打压、学者开会民间聚会都有牢狱之灾的可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跃人生也不免忆起1990年代后半叶的宽松;当重庆模式和三个自信先后大行其道,改革派们仍然坚信三个代表才是社会民主的方向。如此如此,在各种诡异的压抑气氛中,蛤丝忽然间就不再是少数屌丝搞笑的噱头,而遍及几乎各个阶层、人群,长者成为政治压抑的情感隔离进程中中国人民的一个新偶像。以至于有热心的蛤丝分外关注起长者的健康,诸如皮带摩擦乳头是否会痒这样的细致问题,充分承袭了长者虚心好学的技术控姿势。

幸运的是,在退下来的日子里,长者还不时出镜,或者游园,或者拜山,或者出书、出诗,甚至常常接见从王捕头爪牙下逃出的旧部,仿佛老兵不死一般的传奇,为蛤丝们不断制造着新的故事和欢乐。那是今天包子时代难得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