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读 | 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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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编译/公仔 & 陈常然

:T-Read | 译读的小号:BigBrochina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美国作家Clay Shirky,生于1964年,擅长研究社交媒体对政治经济及生活的影响。本文从美国的角度,结合一些经典事例,探讨了社交媒体对对民主的推动作用。社交媒体如何促进言论自由?赞助别国的翻墙工具,要求政府释放活动分子,美国到底居心何在?或许这篇文章能给你一个答案。

本文是一篇近一万字的长文,为照顾读者体验,分成三篇,三天连载,译读(T-Read)和译读的小号(BigBrochina)上均可查收,欢迎关注。

2001年1月17日,时任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正面临弹劾,然而国会的拥护者们投票驳回了其违法的关键证据。贪污的总统即将逍遥法外的消息激怒了菲律宾民众。判决公开不到两小时,数千名菲律宾人便聚集到首都马尼拉市的主干道——德罗斯桑托斯大道进行抗议。短信助了这场集会一臂之力。通过转发“到桑托斯,身着黑衣”的短信,集会人数迅速壮大,接下来的几天,累计超过100万菲律宾民众到达现场,整个马尼拉市区的交通陷入瘫痪。

在那一周内约有700万条短信被转发。民众组织如此大型运动的能力和快速的反应撼动了菲律宾国会,最终国会悬崖勒马,公开了总统违法的关键证据。埃斯特拉达的命运已经注定;1月20日,他正式下台。这是人们第一次利用社交媒体把国家领导人赶下台。埃斯特拉达本人也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当时的“短信一代”。

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以来,网络大军从数百万计增加到数十亿计。同时,社交媒体成为了全世界公民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覆盖范围广泛——从普通市民,活动家到非政府组织,电信公司,软件公司和政府。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悄然而至: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如何影响国家利益,而政府又该如何应对?

随着交流变得日益密集、复杂,参与性日益增加,社交网络用户获取信息也变得越发便捷,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发声,组织集体活动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从政治层面看,更大的自由度赋予了联系相对松散的公众要求改变的能力,就像马尼拉示威一样。

菲律宾的例子启发了很多人。从那以后,类似的策略经常得到采用,而胜利最终落在示威者手中的情况不在少数。比如2004年,西班牙的示威者通过转发短信,迅速组织示威活动把当时的首相何塞•玛利亚•阿斯纳尔赶了下台。在当年西班牙发生的地铁连环爆炸案中,阿斯纳尔错误地把责任推到了巴斯克分裂派身上。2009年,因为摩尔多瓦的共产党在选举中作弊,大量的示威者通过短信、脸书和推特组织游行示威,直接导致该党在选举中失势。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曝光了一份天主教对儿童性虐待的报告,几小时内便在网上疯狂转发,从而导致天主教会至今仍在世界各地面临包庇儿童强奸犯的诉讼。

然而更多时候,抗议以失败告终。2006年3月,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被指操纵选票,白俄罗斯民众纷纷走上街头(部分通过电邮组织),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最终折戟,更坚定了卢卡申科压制社媒的决心。2009年6月,伊朗爆发绿色革命,支持者动用了几乎所有的通讯技术,抗议计票过程的违规操作导致总统候选人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失利,然而最终还是因政府的暴力镇压遭到挫败。2010年,泰国兴起的红衫军也是相似的结局,只是过程短暂得多——示威者通过社媒联系并占领了曼谷市区,但随后政府便暴力驱散他们,造成数十人死亡。

运用社交媒体——包括短信、邮件、图片分享和社交网络等——并不总能收到相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在试图归纳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时,往往只能得出一些相互矛盾的结论。如果你把白俄罗斯人抗议卢卡申科的运动视为注定失败的典范,那么摩尔多瓦的胜利在你眼里就是一场意外,反之亦然。想证明孰是孰非绝非易事,因为社媒这种工具太新,而相关案例又太少。数字工具能否促进民主?最近有人试图通过数据分析给出答案(如 Jacob Groshek 和 Philip Howard),对这些答案最谨慎的归纳是:这些工具在短期内不会妨害民主,长期看还有可能促进民主——而效果最为显著的是在那些政府行为本就受到约束的国家。

尽管之前利用社媒组织的运动结果好坏参半,社媒还是成为了几乎全球各地组织政治活动的协调工具,而同时几乎所有的专制政府(竟然还有越来越多的民主政府)都竭力限制民众使用它们。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把捍卫“网络自由”作为具体的政策目标。保障公民自由使用互联网的权利是正确的政策,因为这与发展世界公民社会力量的策略一致,而且还体现了美国保障言论自由的理念。但如果因此把网络自由跟实现短期目标捆绑在一起——特别是涉及内政,支持某个反对派或煽动政权更替时——总的来说是无效的。而一旦失败,后果十分严重。

虽然由于埃斯特拉达的下台等成功案例,观察者们把目光聚焦到社媒组织大规模抗议推翻政府的力量,但是社媒的潜力源于它们对公民社会和整个公共领域的支持——改变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应一蹴而就。美国政府应该有原则地、不带政权偏见地保障网络自由,而不是利用它直接影响他国的政策制定。同样地,美国政府应该料到进步是一点一滴累积的,而在专制国家,进步自然最为缓慢。

网络自由的危机

2010年1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概述了美国促进国外网络自由的方式。她强调了其中几种自由,包括信息自由(譬如在伊朗境内使用维基百科和谷歌),普通公民创立个人大众媒体的自由(譬如缅甸活动家发表博客),还有市民互相交流的自由(譬如在中国,人们自由使用即时通讯工具而不受干预)。

最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宣布将资助翻墙工具的研发,以攻破那些限制网络自由国家的防火墙。促进网络自由的有效途径主要是阻止该国审查外部网站,例如谷歌、YouTube和纽约时报。该计划仅把保障公民搜索信息的自由放在第二位,而数字媒体的自由使用更是放在最后。在希拉里看来,华盛顿有能力且有责任对专制国家的审查做出直接快速的回应。

希拉里的观点虽然具有政治意义和实干性,但其实大错特错。她高估了广播媒体的价值,同时低估了允许民众内部互相交流的媒体的价值。她高估了获取信息(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信息)的意义,同时又低估了本土联络工具的意义。她还高估了电脑的作用,低估了手机等更简单的工具的作用。

希拉里的做法还可能带来危险。看看备受推崇的“翻墙”软件Haystack吧。它的开发者称这款软件是“针对伊朗政权的网络审查量身定做”的。在华盛顿它广受好评,美国政府甚至给它颁发了出口许可证。但这个程序发布前根本没有经过仔细测评,而当专家检测的时候才发现,Haystack不仅没能实现避开政府审查的目的,而且用一个专家的话来说,“使得政府更容易定位每个用户”了。相反,最成功的翻墙软件“自由门”却几乎没得到美国政府支持,背后原因不仅是官僚系统的繁文缛节,还有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的顾忌:自由门最初是由Fa Lun Gong开发出来的,该组织被中国政府称为“邪教”。两种翻墙软件面临的挑战说明了利用社媒针对别国或实现短期策略目标有多困难。

能提高民众参与度的新媒体的确能扩大希拉里所说的自由,就像曾经的纸媒、邮政、电报和电话一样。新媒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有一点总是遭人抱怨,那就是绝大多数人只把它们当成商业、社交或消遣的工具。但其他的媒体又何尝不是呢?在16世纪,民众对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的兴趣远小于黄色小说,而独立战争前,多数的美国人读的是《穷理查历书》(译者注: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的著作,改变了无数美国人的命运,堪称鸡汤宝典),而不是当时通信委员会(译者注:美国之父们创立的秘密组织,为后来起草《独立宣言》奠定了基础)发表的文章。可是那些政治作品依然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像路德借力印刷术对抗天主教廷,美国开国元勋们用富兰克林设计的邮政系统传播理念那样,今天的异见者也会利用所有可行的途径来构建观点,组织行动;且毫无疑问,摩尔多瓦的共产党在09年的选举后失掉议会多数,离不开手机和网络工具的助力。专制的政府之所以要扼杀民众相互交流的自由,正是因为害怕一群组织性更强的人民会限制它们为所欲为的能力——这种恐惧是对的。

尽管知道这个基本原理——交流自由会促进政治自由——通过网络推动政策的做法依旧问题缠身。局外人很难摸清当地的具体局势,而外部帮助也很有可能让本来温和的反对派背上受境外势力指使的骂名。而且,因为有了这些新工具,异见者可能会被曝光,陷于危险境地。通常一国政府会根据国家关系对不同国家做出不同程度的网络自由要求,这便导致该国政府的动机常常受到人们怀疑。

看待社媒更理智的方式,是把其视为一种能改善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长期工具。与捍卫网络自由的实干观点相反,这种观点应该称为“环境友好型”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一个国家生活的改善,包括更加民主的政权更替,应该发生在强大的公民社会诞生之后,而不是之前。这不是说大众运动不能成功运用新媒体工具去规范或推翻他们的政府,而是说美国试图直接介入的做法可能弊大于利。如此说来,网络自由是一盘大棋,不应该被视作单独的行动,而仅是作为更为根本的促进政治自由进程的一部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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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9日, 10:26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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