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著名宪法学家，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张千帆午后的冬日里，一手托着羽绒服，配合摄影师的指令，表情一惯的严肃。
让他紧锁眉心的是一个揪心的消息——一年前找他求助的老上访户李桂荣健康状况持续恶化。“该怎么帮呢？这样的事律师和媒体都不感兴趣了。”他倍感无力。
“中国很多问题靠上访是解决不了的，与其去上访，不如通过其他途径。”他默然了片刻，叹了口气：“但制度建设是比较长远的，对她一家的境遇也不一定有什么直接作用。”
零下4度，阳光很好，一场举国瞩目的会议刚刚结束。离春天还需要好几个月，人们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我们的采访一周后，一段主题为《辛亥革命和中国宪政》的演讲视频在网上疯传。在演讲中，张千帆痛陈专制社会对人格的戕害，以及中国国民的人格缺陷。
这是一年前辛亥革命百年庆之际，他为北大新生所做的一次演讲。事先，活动征得了校方的批准，临时，又被通知“调整”到一个只能容纳150人的小教室。当天，来听讲座的学生黑压压地挤满了整个会场，连讲桌四周的空地都蹲满了听众。
“我也没想明白，这个时候怎么有人把这个翻了出来。”他在电话那头琢磨。
逆流而上
几天后，张千帆站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旧址上，感慨良多。
“以我一个搞法学的看，这是一次宪法大事件，它几乎涵盖了所有宪法领域，涉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党内民主，还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它酿成的恶果，最终导致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悲剧。”
在随后一场以“出世和入世”为主题的会议上，他面对在场的宗教、文化界人士，正色道：大家可以平衡好心态，也该享受生活，但也不要因为现行的政治体制而产生逃避心理。“逃避是逃避不掉的，自己的权利不去争取，是没有谁赐予我们权利和自由的，最后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在日常教学之外，他投身于各种关涉民生、牵扯多重利益的社会“症结”项目研究，其中包括高考招生政策和教育公平问题、农村土地管理和拆迁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选举问题等等。
“宪法是拿来用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宪法。”张千帆念唠起已故挚友蔡定剑的信条。他们相识于2002年的一次学术会议，在理念上非常相近。在悼念文章里，他盛赞这位“宪政殉道者”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注，直面现实，毫不犬儒，“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改善这个国家的制度，忧国忧民而积极进取”。
他在这篇题为《不死的殉道者》的文章中写道：“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是要见上帝的；等到哪天我们要走的时候，会不会也丢下同样的这句话——打了败仗。”
一年前，张千帆所主持的高考招生和教育公平的项目已经收尾。今年，国务院出台了随迁子女高考政策。
“我们学者的职责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找到最合理的方案。最合理的方案不一定最可行。现在实施的方案最可行，但问题很多。我们的悲剧就在于：越是合理的方案，变成越不可行，而很可行的方案，往往是很不合理的。”
他把自己的角色比喻成一个“脑子”，“我们没有胳膊、没有腿的，别人可以不理你，因为我们并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去思考，去说，去表达。”
在参与该项目的博士程迈眼里，导师“清高，自尊心很强”，面对官僚机器，坐在办公室里一封一封地发Email。为了拿到地方和中央资金对高校投入的一个数据，他们向调研的其中4所高校申请了“信息公开”。最终，上海的两所大学还是置之不理，“连理由都不给一个”。
张千帆直言自己基本放弃幻想。“就是你和某某某（官员）关系很好，都没有用的，他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也不会去做什么。”在这个利益场里，每一个理性自私的人都在计算推动变革对自己的利害得失，行动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让他看到希望的，是他所接触到的那些为争取教育公平的随迁子女家长。他们自发在网络上建立群，参与研讨会，不定期到教育部去集会、申诉。“其实，他们是最不理性的一群人。两三年过去了，他们的子女早就错过高考了，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还会因此受到很多冲击。”
“推动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的动力到底在哪里？不是官员，也不是学者，而是我们的方案所服务的这些人。现在，这个群体里终于有人站起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最后，我们也发现，问题有了进展，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区别于多数自由派精英对“暴民”的恐惧，张千帆乐观地认为：推动宪政的真正动力在民间。“你让他们考虑什么呢？让他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他的房子，他的居住环境，他的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的民众有足够的理智来面对这些问题。”
“我也很意外，像他这样的身份，生长在大城市，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很年轻到国外留学，对中国基层的问题有这样的关注和认识。”任职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的吴元中感慨。几年前，他读到张千帆写的一篇法律论文，遂与他通信、相识。
在微博上，张千帆刚刚发布了《宪政讲坛》第十三期讲座的通知，他邀请所有感兴趣的朋友来听。每年暑期的“世界宪法论坛”已办到第三年。第一届的主题是宗教法治和族群和谐，第二届是土地征收、城乡规划和农民土地权利保障问题，第三届是谈选举。论坛的研究对象被限定在“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问题很多，你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至少要搞清楚对岸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得先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在博客上，张千帆写下大量的时评，以洗练的文笔直击庞大国家机器的最敏感穴位。“现实中有那么多扭曲的宪法问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如果你们媒体让我发表，我一个星期可以写好几篇。”
他感慨着身为宪法学者在中国的幸和不幸。“不幸的是，中国没有宪法领域的法官。但法官的不幸竟造就了评论家的幸运：正因为我们有那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才有永远打不完的‘口水仗’。”
安身立命 精神所依
在中国法学界，张千帆的学术路径别具一格——他是生物物理学和政府学的双料博士，半路出家的法学人，自称是“外行人”。按学术同道的玩笑话，他是中国法学界里“最懂物理学的一个”。
16岁进南京大学固体物理系，20岁考取李政道主持的留学项目，赴美攻读物理学博士。辗转多年，张千帆最终还是选择了让父母不安的道路——和政治离得最近的宪法学。
多年的物理学训练，让他具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识。“物理学做的都是真实验，你不是在那儿凭着空想构造物理学理论，你的理论必须在实践当中得到证实的。而且，事实是什么，你的理论就应该是什么。”
“基本上，我看待社会也是这种态度，属于比较现实主义、科学主义和问题主义的。物理学解释自然现象，人文科学解释社会现象，它从现象或者问题出发，最后的归属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80年代，中国的改革热火朝天，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们也跃跃欲试，开始关注和讨论国家的命运。在留美学生联谊会，张千帆被选为宣传负责人，他请来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讲中国问题，组织过游行活动。一群穷学生开着破车前往华盛顿，路上抛锚，又迷路了。“现在想来，也非常有意思。”
他觉察到自己的志趣正慢慢滑离正轨。1989年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后，张千帆做了人生一次重要抉择——放弃物理学，转攻自己更感兴趣的社会科学。“一开始还是很有挣扎，想是否仍以物理学为主业，在闲暇时间关注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东西。后来发现，这几乎不可能，主业一定会占去你一整天的精力和思考。”
没有了“半官派”身份，不再有奖学金，也没有人管饭。转到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第二年，因为支付不了高昂的学费，他只得一边旁听法学院课程，一边搜集资料、进行学术写作。直到1995年拿到奖学金到德克萨斯大学攻读政府学博士，境遇才得以改善。
学业的难以继续、生活的窘迫，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一直行走在人生快车道的张千帆在几年里陷入了精神煎熬。他开始系统阅读儒家经典和相关学说，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激励，继而探索本土的传统哲学和西方制度理论的对接可能。
“我想人都是需要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之前学物理，就是要无穷尽地去探索未知，会想到人生的意义，以及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这样的问题。我一直在学习各种成型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本身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我从儒家得到的启示，就是关于人的尊严。儒家非常看重人的内在潜质，虽然没有把这两个字挂在表面，但始终贯穿其中。”
2012年，回国13年的张千帆整理了过往的思考和论文，出版新著《为了人的尊严》。在洋务派百年之后，他提出一种新的“中体西用”之说，试图为中国社会制度和道德构建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一个社会仅仅强调权利、争取权利是不够的，依然要回到尊严来看问题。在传统基本丧失的中国，如果执着在权利话语体系中，很容易走向集体行动的困境，人人只计较自己的得失，只把权利当福利，谁也无法突围。
他把尊严所赋予个人的道德义务类比为十字架，试图以此唤起中国人的内在自豪感，不做政治上的奴隶、道义上的懦夫、身份上的小偷。
“我觉得这套理论挺动人的，是不是？”他反问记者。至于在中国推动宪政，“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是我的职业，如果说你这一辈子教的东西是虚的，是一套不管用的东西，那你也很失败、很没有尊严的。”
改革的主要动力在民间
人物周刊：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对新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在那里费尽心思地研究和诠释。而你一直认为，寄予太多期待是不现实的。
张千帆：对。这主要来自我对国内宪政进程的观察。尤其是2003年之后，我想得比较清楚。“孙志刚事件”发生后，确定了中国式维权的一个模式：一定要有上层关注和采取行动的决心，但上层改革的动力是来自下层要求改革的压力。在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上，确实是雷厉风行，说废就废。但这种压力一开始是来自于社会，没有社会的压力，上层不会有这种行动的。
人物周刊：现在一些人在讲“顶层设计”，甚至“顶顶层设计”，这会是有改革期待的精英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吗？
张千帆：我觉得在比较好的社会条件下，当然可以期望顶层设计，而且改革必须要有个顶层设计，但这个设计更多是上下的一种互动，不是顶层出于良心或他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小岗村一开始也是村民自动发起的。
推行经济改革相对更容易一些，因为对于执政党没什么害处，它本身是最大的获利者。但到下面的改革就完全不一样了，等于是自己割肉。没有来自底层的推动力，改革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改革时段也不一样，当时的领导人或许有各自的局限，但都是真心希望推动这个国家往前走。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我觉得中国改革将是一种体制性的、系统性的改革。我有一个基本观点：改革的动力主要在民间。
人物周刊：相比自由派精英对民众的悲观和恐惧，你的态度很乐观。这种乐观是纯粹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还是其他什么思考？
张千帆：一部分是来自于观察，包括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你看中国一百多年来，从康梁变法到现在，都是失败。根源在哪？归根到底，他们就是一场精英运动，康梁就是精英。
人物周刊：说起来，这也是顶层设计。
张千帆：也是顶层设计，也失败了，因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看不起下层，说民智未开。到后来，孙中山也是一样，说首先要去教育、开化人民，等到条件具备了，再来实行民主。问题是，这样的条件可能是永远不具备的。
在一个转型社会里，非常开明的往往是弱势，保守势力总归是强势。尤其是作为理性的人，我们都是首先看到自己的利益。有良知的改革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比较无知、愚昧或者短视，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所以会动用一切手段保护自己的短期利益。如果不靠体制外的力量，光是窝里斗，改革最后肯定失败。
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我觉得对于人民，你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不能说什么问题都不能信任他们，那最后等于是你把自己放到了一条死路上。当他们考虑和自己利益切身相关的问题，房子被拆、居住环境、食品安全，我觉得中国民众都没有任何问题，他都有能力理性面对，不理性面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自由派在重谈启蒙，重谈开启民智。你有一些怎样的反思？
张千帆：我觉得启蒙不是教育，不是宣传，不是给他上课，而是你要给他提供制度实践的机会，他自己就启蒙了。否则，你总是给他上课，告诉他“你是自由的”、“你应该怎样行使你的公民权利”，他永远不会理解的。
中国民众为什么不理解自由派？因为民众觉得自己已经挺自由的。说实话，某种意义上，中国人比美国人自由。我们很少提个人的义务，可以随地吐痰，可以随地扔垃圾，可以在地铁上吃东西，平时没有什么人来管我们。所以，他不会认为自由主义的那套对他有什么用。
你说怎么样去启发民智？我觉得胡适讲得很好，要让他学会游泳的话，必须让他下水。要让他学会弹琴，必须有琴给他，他有琴可弹才能学得会，你光教他乐谱，或者在岸上教他游泳姿势，他永远学不会。所谓的启蒙，就是让他做现代社会的公民。无非就是在我们宪法设计的框架里，让他去发挥公民的角色。但这种角色，你只有让他实际去做的时候，他才能学得会。
人物周刊：这种实践机会，也不是知识分子能够提供的。
张千帆：我们至多只能给这个社会或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其实你不用去教导谁，你只要把属于他们的权利给他们，他们在实践过程当中自然就学会了。
做奴隶是最理性的
人物周刊：你主张用以尊严为核心的一套话语体系，来替代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这会不会被认为不切实际呢？
张千帆：我觉得不是不切实际，事实上，尊严和权利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两者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尤其在政治领域，尊严基本上也就是权利，因为国家很强大，维护个人的尊严也就是维护个人的权利自由，一定要设计出一套有效防范国家权力腐败的机制。
有人说在宪政领域，谈尊严好像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可能确实是这样。但在个人道德领域，它会更强调我们的义务感，至少是维护自己尊严和权利的义务。否则你会发现，我们的权利经常甚至每天都在被侵犯，但没有一个人会站起来采取行动。
所以，权利的话语在我们日常生活领域当中还是不够的。尤其在我们听起来，权利不具备尊严的道德义务感。权利话语听起来软塌塌的。既然是我的权利，是否维权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来管。但尊严是一个很有战斗性的概念，它会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人。
人物周刊：一般的感觉，宪政谈得最多的是制度、公民的权利意识，你为什么这么强调道德和信仰？
张千帆：一方面，信仰也是一种宪法自由。另一方面，信仰和道德对于维系整个社会，包括维持国家制度，都属于一种必要条件。否则，你就是拿着宪法去谈宪法，空对空那也可以，但谁来支持这部宪法？谁能够站出来维护这个国家的宪法制度？你必须回归到信仰，回归到一些原则和理念上。
人物周刊：至少做推动工作的这些人，他要有一种超越理性、自私的个人的利益。
张千帆：理性自私是人的动物属性，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有理性自私就成了鼠辈，对不对？耗子应该是没有什么理念的。看到眼前这块食物，它就在想怎么得到，可以不择手段地得到，看到威胁就各自逃窜。人都有自利的一面，但我们每个人都要把这种自利限制在一个比较适当的范围，不能过度地扩张自己的私欲，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理性自利对社会来说也是最有利的，每个人的私利加起来就是公益。
但是，我们会面临一些所谓的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困境。这是纯粹的理性自私给我们带来的困境。我想，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一点，在于人是一种道德动物。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出这么高度的文明，是和道德、信仰分不开的。
没有一点信仰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我觉得，中国社会的道德感之所以不那么强，是因为没有类似西方或者一些其他宗教国家的信仰。这导致了我们是一个老气横秋、工于心计的国民群体。《三国演义》这些传统小说都在教你怎么样去赢，在这个社会中占上风，怎么样通过各种计谋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斗来斗去，看起来都是为了自己更好，实际上整个民族都在走下坡路。信仰对于突破我们理性的困境是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现在一谈道德，会被许多人耻笑，他们认为那更多是个人私域的东西。他会说，在这个年代应该是谈制度谈法治的。
张千帆：我现在反而觉得谈制度很空。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制度有问题，但一涉及我们自己的时候，却还是乖乖地跟着这个制度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信仰，没有是非观念，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错或心里有什么不舒服，好像也挺情有可原的，因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在这么做。这不是很典型的一种缺乏信仰的表现吗？
实际上，做奴隶是很理性的。按照纯粹理性的观念，不应该有任何人出来推动，大家都应该搭便车，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便车可搭，因为根本没有车。这种囚徒困境，我想对于每个文明、每个国家都是无处不在的。没有一点道德是非观念，这个国家就只能是一个满街耗子的国家。
人物周刊：可不可以这么讲，西方的一整套个人权利意识，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理性的经济人”，是植根于西方的信仰和道德土壤？在传统的伦理已被铲得干干净净的中国，抽离其原本的信仰土壤，直接移植这一套个人权利意识，实际上是蛮可怕的。
张千帆：对，西方其实绝非没有道德信仰，只是这些不属于自由主义政治领域的考虑范围。中国儒家的道德和政治从一开始是一体的，它很延续。这种连续性也很正常，政治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但在西方，你会发现它是分裂的，道德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的世界，在那里你没有什么权利，在上帝面前你有什么权利？你就是个罪人。但是，在政治领域或者在宪政领域，它是纯粹自由主义的，不怎么讲道德和义务。
我们光把眼睛盯着它的政治自由主义学说，很容易忽视它的政治学说下面是有义务作为支撑的。事实上，政治制度或者宪政制度的运行一定要有一些底线道德。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运转得比较理性。
背起你的十字架
人物周刊：从“个人尊严”，到儒家的“破布里找金子”，个人感觉你像是在为中国社会设计一种世俗宗教。但是，无论是在中国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为设计的世俗宗教是很难推行的。
张千帆：对，因为中国传统就是一种世俗信仰，儒家是一套道德伦理体系。这也是我觉得儒家比较有生命力的地方。它是一种为己哲学，虽然有些也谈得很高远，但它是有层次、有阶梯的，你可以循序渐进地去发展自己的道德伦理。儒家（孟子）强调“性本善”，经过后天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做君子对谁好？首先是对自己好。他把自己人性当中最美好的东西发扬出来，他会比较自信，会生活得比较有自豪感。既对社会好，同时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生非常充实，非常有价值，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我们人类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让人看到自己的那种尊贵。我想没有人愿意被人践踏、侮辱，这不是我们的人性。如果我们让小孩子从小接触这样的教育，是能够培养出比较积极、健康的人格的。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借用了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词，“每个人背上一个他力所能及的十字架”。
张千帆：是的，基督教是让耶稣为全人类背负十字架，儒家则要提升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不过这里我要对儒家提出一个批评，它后来放弃了这个理想，认为做君子当然好，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君子，大多数人还是小人。我认为，儒家应该把性善论坚持到底，把每个人都转化成君子，就相当于让他背起道德的十字架。做君子是要有一定担当的，但这不等于你一定要成为英雄，一个人为了整个社会去牺牲，去承担十字架的全部重量。
人物周刊：你说每个人都要背上一个十字架，可是，为什么我要去背这个十字架呢？
张千帆：因为它就是你的。儒家讲，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字架，那就是自己的善性。你不能放弃，放弃就是小人。这个十字架就是说，你的人性当中有尊贵的东西，你必须让自己过对得住自身尊严的生活。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讲，那就表明你有权利了，你有天赋人权：你能自由讲话，能拥有财产，有人身自由。但对于儒家来讲，这也表明你有义务守护自己的尊贵，不能自甘堕落。
文章来源：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