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到一个国安宣传视频，颇值得玩味：小学生阳阳的爸爸在一个军工厂工作，经常在军事论坛发表文章，还被一家海外杂志约稿。有一次杂志编辑要求他在文章后附上他们单位生产的照片，邮件被阳阳看到，爸爸向阳阳解释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怒斥爸爸，说他中了间谍人员的圈套，差点出卖了国家机密。几番试探之下，杂志的真实动机暴露无遗，在阳阳和爷爷的劝说下，爸爸向国安机关坦白和举报，同时得到国安人员的感谢和赦免。

这几幅让人想起了毛时代的经典漫画《小红智斗亲爷爷》，不同的是，这次“斗争”的对象变成了“爸爸”，爷爷反而是和小主角站在一边的。从三个人接受教育的年代，我们其实不难理解：爷爷大抵是上世界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接受的是根正苗红的教育；爸爸应该是七零后或八零后，虽然青少年时代也接受过一些政治思想教育，但是成年之后资讯开放、网络发达，多多少少受了一点“自由化”的影响；而零五后左右出生的小明，可能是重新要接受全面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代，而这种教育随着“新时代”的来临，只会有增无减。漫画里隐含着一种微妙的新“出生论”：在“自由化”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是有原罪的，是要忏悔（坦白）的，否则就会自绝于亲人，自绝于国家。

我很希望这些都是我想多了，很可惜不是，最近还有一个新闻，说各地建立了许多“红军小学”，在一篇报道之中，学校里一位老师和一位学生的问答引起了我更多不安。老师用“传教士般”的声音问学生：“我们的幸福生活从哪里来？是谁给乐我们幸福生活？”学生用稚嫩而嘹亮的声音回答：“幸福的生活来自革命烈士的鲜血！来自红军！”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接受的是“红色教育”，但是毛时代的革命教育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等成分被大大淡化，代之以对共产党和红军作为实现国家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队和先驱者的强调。仔细看一下，这231所学校大部分建立在偏远地区，不少“红军小学”建立在革命根据地附近，可以预见的是，这样的学校会越来越多，以后贫困地区的儿童所接受的教育，很可能会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

即使是富裕一点的地区，也不见得家长有更多的选择。现在所谓的民间教育，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和“读经班”，其中王财贵一脉的“老实大量读经”班，名气最为响亮。2013年，我去深圳梧桐山脚的一家国家馆拜访过，馆长虞先生跟我说，他们发现了一种“失传已久的读书方法”，几年之内一定可以把所有的中西经典背诵下来，且理解得比一般的读书方法深刻百倍。如果做不到，那“一定是自己的问题”。在交谈过程中，我发现虞先生确实是个出色的场面人物。一方面他的话很有煽动力，比如他会说自己“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可以跟着王财贵先生“读一点书”，“书”字后面的音拉得特别长，让人觉得这简直是人间乐事。另一方面他也懂得适时显露杀气，用以镇住提出怀疑的人。我问他如何看待牟宗三先生（王财贵的老师）对康德的推崇，康德的著作是否能用这一套方法来掌握？他不做声，请我喝茶，我看他眼睛咪成了一条缝，嘴角略微歪斜，直勾勾地盯着我，也就不再强求他回答了。在馆里我遇到了一位家长，粗略询问了一下上学的费用，发现这对于一般家庭来说，负担还是不轻。

此后深圳《晶报》等媒体曝光过梧桐山脚的这批学堂的共同问题：只让背诵不给讲解，学生几年之后迅速遗忘；浮夸宣传，说什么“以后梧桐山的圣人，要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高额学费等。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叫郑惟生（化名）的“读经少年”给同济大学的柯小刚教授写信，历数自己九年读经的遭遇：母亲被王财贵的演讲感召，将他送到读经班；他在深山隐居读书，住一间十平方米的毛坯房，没有自来水、厕所、暖气、电子产品，每天四点半就要起床，整个冬天都不洗澡；师资良莠不齐，老师要做的是就是按下复读机的按钮，要他们跟着复读机念，然后背诵，不教他们认字，也不解释背诵的内容；学生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录像机面前一字不漏地背出三十万字的《论语》、《孟子》、《佛经选》和《莎翁十四行诗》，进入王财贵主持的文礼书院。[1]柯教授本来是儒学圈中人，也在自己创办的网站“道里书院”做了多年的儒学推广工作，对于读经本来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郑惟生的经历，让他内心难以安宁。他又陆续接触了一些读经班出来的孩子，发现他们中文读写能力极差，英文也处在小学入门水平。在2016年的上海儒学大会上，他对“野蛮读经”提出了激烈批判，引起儒家圈其他人士的不满。有受过他提拔的儒生，讽刺他只顾攻击讨伐，不去实实在在为民间儒学培养师资。

一年多过去，柯小刚教授还在孜孜不倦地反对“老实大量读经”，但儒家圈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反省和内部调整，只是象征性地开了一些会，邀请双方到场，像香港黑帮大佬谈判一样，“四四六六拆掂佢”，最终握手言和。政府对于大量的“毒经”报道也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因为政策的方向已经在往推动国学教育上走，民间的读经运动，当然被当作有用的经验保护下来。就像一些报道里所说，被“毒经”伤害的孩子和家长，只能像大多数强奸受害者一样，默默承受，自己疗伤。

 

有的人会说，政府一边大搞红色教育，一边力推国学教育，岂不矛盾？这还是没有把握好形势。如果意识形态方面，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说得没有矛盾了，那在教育方面搞“通三统”，又有什么奇怪的？儒家不仅和马克思主义没有矛盾，在教育实践上，儒家还可以和任何一种主义结合。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豫章书院”，始建于南宋，曾经是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现在却被弄成一个专门收留、改造问题少年的“戒网瘾学校”。你觉得这个和儒家毫无关系，但是在书院的宣传页中，他们是这么说的：“教学承接古代优秀伦理教习文化包括有晨昏之令、星期会讲、塑望之仪、春秋释典、加冠成士、开笔辞山等十一套书院礼仪。”校长吴军豹也坚定认为书院的办学理念是建立在儒家的基础上的，他说，“教”就是由“孝”和“文”组成的，没有“孝”文化做基础，如何能称之为“教”呢？在这种理念下，学校教家长如何把学生骗出门，等学生到了书院，又将他们脱得精光，先关在小黑屋七八天，出来以后，让他们搬砖、扛水泥、吃连猪狗都不愿吃的饭菜，稍有反抗，就用钢筋做的龙鞭抽打他们。[2]第一次看到这些描述，我还以为自己在读《古拉格群岛》。有的儒家辩护士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不能把屎盆子扣到儒家头上，可豫章书院的课程里，四书五经确实是重中之重，我觉得还不如像儒生任重一样，大方地承认这也是个儒家认可的一种管教问题青少年的办法。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为了保持科学技术方面的国力增长，固然不会放弃科技教育，但是中小学的人文教育会被红色教育和国学教育全面取代，那些被“自由化”影响的家长，只能将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了。让人忧伤的是，这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全国的国际学校数量十分有限，且学费昂贵，能够上得了国际学校的孩子，父母绝对中产阶级以上。而且政策似乎有收紧的趋势：去年年底有消息称，上海要整顿那些接收中国学生的国际学校，不再允许外国投资到义务教育阶段，还要求国际学校开设中国规定的小学初中课程。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孩子必须在体制内读完初中才能上国际学校，在初中结束前孩子会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家长是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体制内的教育，意识形态化会越来越严重，体制外的教育，允许存在的只有大量的读经班和少量只有富人才上得起的国际学校（且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外），这就是未来中国教育的图景。至于如雨后春笋出现的线上教育app和付费知识平台，它们要么是体制内教育的附庸，要么只能提供一些碎片化的内容，本质上和教育没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将“杨永信”等人创建的“戒网瘾学校”纳入这一图景，作为不服从的青少年的归宿，那我们的下一代所要经历的“教育”，将是相当恐怖的。

前两年有部香港电影叫《十年》，其中的一个故事，说彼时的香港，教育已经全面被国家掌控，香港的小孩，都被培养成了“红小兵”，有权对街坊街里的店铺进行各种政治审查。当时有些朋友看完，觉得这是一种情绪化的政治表达，不值得重视，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真的不能高估所谓的“历史潮流”，我们也不能低估技术进步和政治高压之间的兼容性。

许多自由派总是觉得，中国越开放，越拥抱全球化，就迟早会被世界主流的政治文明所同化，现在看来，就像秦晖先生几年前说的，开放和全球化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中国同化世界。美国《时代》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用中英文两种语言写着“中国赢了”。在封面文章《中国经济是如何赢得未来的》中，作者伊恩·布雷默说，不仅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以美国的制度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已经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丧失了吸引力，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所谓“中国模式”）却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模仿。我觉得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在特朗普这样的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可能会自己模仿起中国制度的某些方面，用以稳定国内政局和促进经济的发展。

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除了美国领导人的不稳定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中国正在通过一种很隐秘的方式，向全世界输出极权主义。这种方式和我们前面所说的教育密切相关。现在的九零后，成长在思想政治教育最宽松的一个年代，也享受着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技术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教育资源。很多人期望他们成为中国最具开放性、最具世界眼光的一代，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九零后的出国留学率远高于七零后和八零后，他们的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对全球资讯的把握和运用，也不是前两个世代的人可以相比的。但要说这意味着九零后更加“自由主义”，那就太天真了。

 

“小粉红”的出现，让我意识到在政治相对宽松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不少也早已暗暗地被打上民族主义的“思想钢印”。[3]第一次关注“小粉红”是在去年年初时，帝吧集体翻墙，出征台湾facebook，用表情包轰炸了多个台湾主页，其中包括蔡英文的个人主页。后来，一位澳洲国立大学老师在课堂PPT上用中文写“我无法容忍学生作弊”，引发中国留学生愤怒声讨，要求校方承办这个“种族歧视”的老师，事后该老师不得不作出道歉，尽管据知情的学生透露，这位老师这么写，只是因为刚处理完一起中国留学生作弊事件，该学生说“我看不懂英文，不知道能不能作弊”。今年马里兰大学毕业生代表杨舒平在演讲中盛赞美国的空气和制度，被夸张翻译后在网络传播，杨同学被人肉得底朝天，在美国和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不仅要跟她划清界线，而且还有人扬言见到她要“抽她耳光”。两个月前，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的大陆女生撕掉民主墙上的“港独”海报，遭到学生会工作人员的阻止，双方用英文进行交涉，过程被人录成视频，在网上疯传，第二天，民主墙上出现了许多打印的表情包，以表示对反港独女生的支持。我有在中文大学读书的师弟，在公号上就此事发表看法，很快就收到暴力威胁。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老师，其新浪微博评论下突然出现大量侮辱性言论，骂他是港独分子，要对他如何如何。

这些还不能和文革时红卫兵的行为相提并论，但里面有一些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地方：这些九零后的“小粉红”，非常擅长“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了解西方“政治正确”的逻辑，随时懂得利用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会在自己内部搞政治审查，《纽约时报》有过报道说，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不敢表达真实的观点，因为怕被中国同学向大使馆告状，使自己的档案出现污点；他们也懂得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叛徒”最大的惩罚，像那位杨舒平同学，因为被扣上“辱华“的帽子，回国的前途已经基本断送，家人在国内可能也会出现麻烦；他们还经常给任课的老师施压，让老师不要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观点，或者讲授与他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不同的历史内容，已经有老师因为在这方面被中国学生投诉而遭遇麻烦；就好像我一位研究政治传播学的朋友所说，表情包也成了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武器，在面对“港独”、“台独”、“反华势力”时，共同的爱国热情在共同的表情包文化之中得到有力表达；他们背后还站着中国驻各个国家的大使馆，以及共青团团委这样的组织，给他们提供资源和指导，统一收集来自他们的所有“情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赞成贾葭兄说的“早发早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逆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世界也不能摆脱掉中国的影响；如果中国要往极权化方向演进，那其他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你以为你肉身翻墙就万事大吉？在中国势力极速扩展的当下，一个中国人，不管去到哪里，变成哪个别的国家的公民，他依然要活在中国的阴影之下。每年有几十万的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也有几十万中国人移民海外，他们不仅仅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和移民产业，他们还输出了中国的价值观。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所在的这个国家，中国人正越来越多，而且他们没有因为入籍而改变自己的政治忠诚，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当中国和他们所在的国家发生冲突时，他们还是第一时间站在中国那一边；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教育，也渐渐在被大量涌入的中国留学生改造，学校里自由讨论的风气已经不存在，任何不符合这些留学生的政治观点都会被他们记录、投诉、或以一种政治的方式报复，作弊、抄袭、代笔可能也会成为常态；最可怕的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政府，正在开始模仿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比如政府一步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忽略一些人权方面的考虑，以保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

就好像我前面说的，九零后是生长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一代，就连这一代人都有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那像“阳阳”这样在新时代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零五后和一零后，情况就更堪忧了。也许你们还没察觉到恐怖，我帮你们把这些碎片拼一下，你们就懂了：如果你是一个有“自由化”思想的人，且打算结婚生子，那你未来的生活，可能会过得相当痛苦。首先，你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购买学区房，才能保证你孩子有学可以上。其次，孩子在学校里的事，你不是完全不能干涉，比如现在许多学校开始有家委会，家委会还有象征性的选举，供家长炫富，以缓解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矛盾，但是思想政治那一块，家委会碰都别想碰。然后，学校当然会教孩子“孝顺”家长，毕竟这是新时代思想的一部分，但前提是家长必须爱党爱国，对于不够爱党爱国的家长，学校会鼓励孩子多多做父母的思想工作，争取将父母改造过来，如果真的不行，那孩子必须告诉学校，由学校联系父母的单位进行处理。最后，当你的孩子成年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变成什么样子，那就是你年轻时在网上碰到，最想对他们说“你老豆老母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的那种人。

许多人也不认可我对儒家意识形态化的判断，觉得“全面左转”更有可能，这真是小看共产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要搞大清洗和文革，一定需要依靠“共产主义”吗？这两天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乌有之乡等毛派网站搞了大型活动，各种自由派人士和托派社团都有回顾和纪念的文章出现，而那个从小给我们灌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却寂静无声，“新华视点”的微博推送了一条“历史上的今天”，讲的是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逝世。我们将见证一种去共产主义化的极权主义的诞生。

今年我那篇《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不婚主义”》被一些自由派的朋友批判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你都没办法把他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反物质主义者，那你凭什么要别人去相信你那一套呢？是的，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相信思想和教育的力量，政治可以实现的对人的精神的控制，比思想和教育能够产生的影响要强大数倍。如果我有孩子，我是没办法为他隔离开所有红色教育和国学教育的，即使我将他送出国，我也没办法保证他可以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因为现在，这里所生产出来的问题，会是全球性的问题。

希望我上面说的都是乌鸦嘴，希望我永远都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