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王晓渔:春节联欢晚会的“召唤”机制

2018央视春晚中含有大量种族主义情节的小品《同喜同乐》引起巨大争议;视频截图

1983年除夕,拥有黑白电视机(更不用说彩色电视机了)这一物质奢侈品的家庭享受到另一种精神奢侈品:李谷一演唱的歌曲《乡恋》、王景愚表演的哑剧小品《吃鸡》等等——这就是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① 20多年来,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国民众精神生活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根本无需论证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最初“没有春节便没有春节联欢晚会”,后来则逐渐发展为“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便没有春节”。它成为一个晶体式的研究对象,可以折射出各种学科的视野。吕新雨通过对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解读,认为它制造了“真实”的意识形态幻觉:一方面是商业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获得“双赢”,另一方面是大众共同参与的平民狂欢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破产。② 潘知常认为它与“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有关,“以艺术性作为国家叙事的手段”:观众的“边骂边看”是由于它自身艺术性因素的存在;国家的“挨骂还办”则是由于它的作为国家叙事的载体的存在。③ 王列军则分析了春节联欢晚会常用的权力技术:“忆苦思甜”、“正反典型塑造”、“神圣形象和象征塑造”。④ 三位学者都着重于对春节联欢晚会的批判,后两位试图回应“边骂边看”这一特殊现象,但潘知常解释为“艺术性因素的存在”,王列军则从“关系/事件的权力视角”分析,两者的解释恰巧构成冲突。

鉴于20余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已经长达100小时左右,相关文本更是无法穷尽,对它的研究并非一篇文章的篇幅所能容纳。本文将暂时搁置批判,从空间(“影像共同体”)和时间(“集体记忆”)两个角度分析春节联欢晚会的“召唤”机制,最后也试图分析近几年它在不同地区之间呈现出的差异。

影像共同体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直弥漫着“被开除球籍”的焦虑,民族国家的身份危机挥之不去。这种“球籍焦虑”不仅表现在排球五连冠的集体狂欢和足球未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集体悲情之中,也成为国家权威、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语言。此前三方曾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的关系之中,“球籍焦虑”恰恰成为心理粘合剂,使得他们拥有了重叠共识,重新回归到一个共同体之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提到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和报纸,认为它们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⑤ 由于小说和报纸构建的主要是“文字共同体”,它在无意间排斥了不通文墨者。直到2002年,中国成人中的文盲率还高达8.72%,文盲绝对数为8500万,在全球仅次于印度。相比之下,春节联欢晚会构建的“影像共同体”,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阅读文字需要基本的训练,而阅读影像不需要太多的前提条件。当然,正如本文开篇所说,播放影像的工具电视机在当时还是一件奢侈品,也会排斥部分经济条件薄弱者。但“文字共同体”的准入制度是刚性的,文盲很难通过其他人的帮助(比如请人代读报纸)加入其中,“影像共同体”的准入制度则是柔性的,相对贫困的村庄往往保留着浓厚的人情关系,使得私人电视机扮演着公共财产的角色。电视机的增长速度也不容忽视,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在1990年达到156台,2000年达到293台。6除此之外,围绕收音机等还形成了“声音共同体”,尤其是评书将现代性的民族叙事编织进传统的章回体。可是收音机毕竟不是塞壬,远远无法应对电视机的影像冲击。

1980年代电视机在很多地方是“电影院”的变形,一个地方只要有了一两台电视机,周围的人都会赶去。于是,观看成为一种集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成了当地的公共空间。人们不仅观看节目,也在观看的时候交换各自的信息,构成了“地区共同体”。1990年代电视机不再是稀缺资源,人们不需要集中观看节目,特殊时代的公共空间逐渐消失。春节联欢晚会却是一个例外,此时的中国出现规模惊人的人口流动,每年春运客流量达到1.8亿人次。甚至有专家研究发现,大概有7000万吨的质量在地球表面南北移动500公里,根据角动量守恒定律地球转速将会因此加快。观看春节联欢晚会恰恰是家庭团聚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时候交换各地的信息,血缘关系又使得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可信度不会作太多的质疑。于是,一个混杂着耻辱、歧视和艳羡的“国家共同体”慢慢浮现出来。

不仅观看行为具有构建“地区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的功能,作为被看对象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也始终贯穿着国家叙事的基本原则。1984年,香港九龙一家电子表厂的工人张明敏演唱了《我的中国心》,这是香港歌手第一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出现,与当时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这个大背景有关。1987年,费翔演唱了《故乡的云》,他是“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去的台湾歌手。“两岸三地”成为关键词,经过挑选的港台歌手一方面符合“政治正确”的原则,一方面又具有“艺术正确”的优势,春节联欢晚会也具有了“文化统战”的功能。鉴于对具体节目的研究已经相对比较充分,下面我将分析贺电、节目评选和收视率调查三种形式在构建“影像共同体”上所起到的作用。

在节目间隙,主持人总是会朗诵一些贺电,并且播放华人华侨在海外恭贺新年的镜头。如果说他们朗诵各种企业的贺电尚有商业目的,朗诵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的贺电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其中一些国家与绝大部分中国观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千金一刻的春节联欢晚会愿意给它们留出时间呢?我们知道,中国对于自己这个共同体的想像并不限于960万平方公里,而是沿袭了“天朝帝国”的世界性想像。但春节作为一种地域性节日,有可能挑战这一想像。朗诵驻各国大使馆的贺电恰恰可以维持“万国来朝”的幻觉,越是不为观众所知的国家越说明“影像共同体”的范围之广,同时观众也更不易发现幻觉背后的秘密。

1983年之所以能够成为“春节联欢晚会元年”,与它采用了观众点播节目的模式有着很大关系,尽管当时电话比电视机还要稀少。从1992年开始,《中国电视报》开始评选第一届“春兰杯?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当年收到24万张选票。虽然“春兰杯”先后被更名为“伊利杯”、“森达杯”、“健力宝贝”、“珍奥核酸杯”、“绿鸟鸡杯”等,这种节目评选活动却一直延续至今。一个共同体需要成员的参与才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感,通过“点播”或“投票”这种方式,处于被动位置的观众获得了主动参与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它通过给与观众评选节目的权利,使得后者放弃了选择晚会的诉求。当观众纠缠于具体节目的评价,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实际上仍然是被节目挑选,因为他们面对的节目已经被事先设置好。也就是说,他们享受到挑选答案的快乐,却不知道自己应该享有挑选题目的权利。节目评选转移了观众视线,让他们感受到“影像共同体”的距离之近,春节联欢晚会的垄断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则被略过。

2005年央视市场研究股份公司在全国100个城市的调查表明,春节联欢晚会总收视率为95.45%,与去年相比提高了8.1%,收视率创20年来最高峰。收视率调查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外节目”,即使不从样本选择的角度质疑调查结果,这种由主办方自己调查收视率的做法也缺乏公信力。但对观众来说,收视率却证明了“影像共同体”的合法性,他们在一致性中获得安全感。

围绕春节联欢晚会形成了一个“影像共同体”,驻各国大使馆的贺电证明了它的边界之广,节目评选活动则说明它离观众的距离之近,收视率表明它拥有着绝对的合法性。于是,拒绝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便不再是拒绝一个电视节目的单独行为,而是成了对整个“影像共同体”的拒绝。即使一个观众想拒绝成为观众,他也很难抵制后者的无形压力,最终往往还是被召唤到电视机的面前。

集体记忆

 
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经常会出一些古怪刁钻、刁钻古怪的题目,有次主持人王小丫说出一个节目的名称,然后问它出自哪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20多年来重大事件的准确年份,恐怕很少有人能够一一道出。而历届春节联欢晚会总共大概有近千个节目,尽管那道题目已经给出了四个选项,要在其中做出选择也并非易事,但偏偏参与者给出了正确答案。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在谈到“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提到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并举例说明:“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2.4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7春节联欢晚会则使得10亿左右的观众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里,共同保持着观看这一姿势。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像共同体”不仅存在于除夕那天晚上,还以集体记忆的方式存在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

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每年春节之前都会出现“虚拟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单”。它们往往以一种戏谑的风格破解春节联欢晚会的密码,将上一年的重大事件编织进各种节目,比如邀请在重大赛事中获奖的运动员客串演出、在台词中以“政治正确”的立场调侃一些国家或事件。春节联欢晚会成为“集体记忆”的编年史,观众通过复习这些熟悉的历史拥有“想象的共同体”。他们得以确信,在过去一年的无数瞬间里,中国同胞进行着哪些“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的活动”。事实上,这种“集体记忆”是被筛选和修改过的,它呈现的是“叙事”而不是“事实”。但由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叙事”印证了观众此前获悉的“叙事”(这是一种内部循环),后者反而更容易把“集体记忆”当作既定事实来接受。当奥运会金牌得主刘翔出席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中国观众不仅确信在2004年8月27日他与数亿同胞分享了12秒91的瞬间,还确信这名运动员在其他时刻也进入了同胞们的生活。他在接受刘翔获奖这一事实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是体育大国”等国家叙事,“想象的共同体”得到再次认证。

春节联欢晚会不仅重组了已经发生的“集体记忆”,它本身也将迅速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王小丫的问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观众“边骂边看”,并不是因为它如何精彩而是因为它将成为“集体记忆”。拒绝观看等于丧失了公共记忆,意味着第二天在餐桌上保持沉默,意味着对一些人和事的“惊人无知”,意味着经常在报纸上碰到一些不知所云的词语。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即使节目糟糕也无法用“不值一提”来形容,因为它拥有“供批判用”的价值。观众“边骂边看”,正是为了“看了再骂”。演出之前扑朔迷离的节目预测和之后剑拔弩张的节目评论,使得你无法绕开春节联欢晚会这个话题。如果不想被话题排斥,只能观看节目,哪怕你并不喜欢。除此之外,它还以重播和传播的方式形成“集体记忆”。

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整台晚会反复重播,另一种是节目化整为零地重播。这种高密度的播放方式,使得一个观众几乎不可能不与这些节目接触。如果说一个观众“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同一个节目在不同时间段的反复出现则可以让这名观众知道同胞终究会干些什么,尽管不是在同一个时点上。他在看某个节目的时候,不仅会想到有些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也会想到有些人“已经”或者“将要”观看这些相同的影像。反复重播促进了春节联欢晚会的“传播”,它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节目的传播,比如每年的大街小巷都会传唱其中一些歌曲;另一种是话语的传播,人们在街谈巷议中使用其中一些词语、句式乃至口气。这种传播使得观众从被动观看节目的“旁观者”变成拥有选择和评判权的“参与者”,虽然后者的权力是被事先指定好的。当他们哼唱某首歌曲的时候,身份被暂时置换成舞台上夺目的歌手。

春节联欢晚会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没有在除夕之后立即消失,而是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以话题、重播、传播的方式存在于一年中的任何一天。节日期间的节目通常会是暂时的、平面的,具有一定的保质期,春节联欢晚会却以长时段的、立体的方式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它的意义不仅表现在春节那几天,而是把每一个日子都变成潜在的春节。在一个缺乏娱乐生活的时代,打开电视机或者翻开报纸,在上面看到与春节联欢晚会有关的消息,黯淡的生活则会增添一丝乐趣。更何况,这个“影像共同体”有着各种形式的变形,它可以在报纸上形成“文字共同体”,可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形成“声音共同体”。它们的势力范围互相交叉并形成互补,你可以拒绝一个节目,却不可能拒绝所有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

“召唤”的地理学

 
由于春节联欢晚会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和“集体记忆”,它的“召唤”机制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均具有超强的渗透性。但是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这个奇迹是建立在资源垄断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垄断在近期内很难被打破。拒绝一个竞争性的多元空间,是国家意识形态“深入人心”的前提条件。“召唤”机制有一个核心秘密,即它会让被召唤者以为自己在自由的状态下接受了召唤。当你“自由”地在它所提供的几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时,却遗忘了对题目合法性的质疑。观众可以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评头论足,却没有决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以及如何举办的权力。

随着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发展,春节联欢晚会这种合作社式的文化农业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并且在不同地方呈现出地区差。有评论者撰文质疑春节联欢晚会的“北方霸权”,尤其是小品中“北盛南衰”的现象。除去北方语系更容易被各地观众理解的因素,论者认为:“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它的象征意义,一种以普通话为基础,以‘民族团聚’、‘民族统一’为核心价值观的象征。”8在写作者中也有一种“南方写作”的概念,强调不同于正襟危坐的主流叙事的写作方式。如果对中国的南北两方做一番简单的对比,会发现北方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比如东北三省或者河南、山东、苏北、皖北这些区域内部分享着很多共同的民俗;而南方则具有较强的差异性,一个省乃至一个市的不同地域往往会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情。在这种情况下,“北方霸权”不仅意味着语言上的“北盛南衰”,还意味着用一致性取消差异性。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邀请了32个地方电视台的主持人,让他们朗诵具有各地特色的对联,这是否意味着各种差异性得到充分尊重?恰恰相反,尽管那些对联并无雷同之处,它们却遵循着“盛世大联欢”这个横批的叙事规则。与其说春节联欢晚会体现了“北方霸权”,不如说仍然是多年以来“中央集权”的思维在起作用。

在短期时间里,还看不到有什么节目可以动摇春节联欢晚会的位置。但是,近年来贺岁片的兴起已经预示了它的危机。这是两种不同的娱乐方式,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电影,一个在春节前后播出、一个在元旦前后播出。按照惯例,两者似乎并不具有竞争性。事实上,对春节联欢晚会构成挑战未必一定要以“篡位夺权”的方式,“另立中央”同样是一种迂回的致命打击。在暂时不可能有春节联欢晚会的替代性方案的时候,另起炉灶的贺岁片也会对它的垄断地位构成冲击。对春节联欢晚会和贺岁片的关注已经呈现出地理上的差异:前者依然在乡村和中小型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后者主要在都市具有号召力。这与节日的重心有关:在乡村和中小型城市,农历的春节是最为重要的节日,元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都市里,由于圣诞节逐渐普及,它与元旦逐渐连成一体。从观看方式来说,1990年代以来电视机在贫困地区也逐渐得到普及,电影院却基本从乡村和中小型城市消失。尽管盗版碟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地区差异,但贺岁片要在电影院中观看才更具节日的气息。更重要的是,贺岁片属于文化工业的典型产物,它是在竞争性的环境下产生的。一部贺岁片的竞争对手,既包括其它贺岁片也包括其它类型的电影。如果说春节联欢晚会具有一种催眠的“召唤”机制,贺岁片对观众则实行一种激烈的“争夺”机制;如果说春节晚会构建了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体,贺岁片构建的却是已经细化并且分层的共同体。9

当然,本文无意于通过褒扬贺岁片贬低春节联欢晚会,它们并不具有绝对的可比性。任何一种娱乐方式一旦具有惟一的、垄断的特质,也就成了强迫性的教育或者规训方式,不管它声称自己“寓教于乐”还是“寓乐于教”。本文从“影像共同体”和“集体记忆”的角度分析春节联欢晚会的“召唤”机制,并通过它的地区差分析其中隐藏的病灶和危机,仅此而已。

「原载《媒介批评》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注释」

1 一般而言,1983年被视为“春节联欢晚会元年”。但导演邓在军对此进行质疑,并对媒体报道该届晚会只有一位总导演提出异议。她认为具有公众影响的春节晚会应该从1979年开始,这年中央电视台单独组织了“茶座”形式的《迎新春文艺晚会》,由她和杨洁执导;1983年春节晚会规模更大、现场转播时间更久,但还没有实行总导演制,由她和黄一鹤执导。她认为:“要给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排序的话,如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复苏的角度讲,1979年的春节晚会应该算是第一届;如果从规模和影响而言,1983年的春节晚会也可算做第一届。”参见邓在军:《屏前幕后——我的导演生涯》,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春节联欢晚会的不同叙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它已经成为一个互相争夺的文化符号。

2 吕新雨:《解读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载北京《读书》,2003年第1期。本文参考了网络上的未删节版。

3 潘知常:《春节联欢晚会:最后的晚餐》,载广州《南方都市报》,2005年2月3日。本文参考了网络上的未删节版,原题为《最后的晚餐——春节联欢晚会与新意识形态》。

4 王列军:《关系视角下的权力实践: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社会学解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未公开发表,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835,访问时间:2005年3月17日。

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6 胡鞍钢、张晓群:《中国传媒普及率追赶的实证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4期。

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27页。

8 王澈:《春节晚会的“北方霸权”》,载上海《新民周刊》,2005年第5期。

9 参见王晓渔:《贺岁片和春节晚会》,载上海《外滩画报》2005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