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注：原文已在微信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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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月7日深夜00：57分，我从宿舍出发，前往理科一号楼，想看看能不能帮忙把被约谈的邓同学带回宿舍。
4月8日凌晨4点前后，在三十多位同学结束了和数院党委副书记等4位“辅导员”的“交流”后，我回到宿舍，上床睡觉。
在我睡醒后，数院果然按照在场同学提出的要求，将事件过程记录并发布了出来。不过，由于数院的声明对我的所见所闻仅仅简单涉及，所以我想从学生参与者的视角，给大家提供更多信息。
在我看来，数院提供的说明弱化了我们“交流”或“谈判”后达成的一些重要结果，这是比较遗憾的。
在前往理科一号楼前，我犹豫了大约十分钟，思考了这样一些问题：
邓同学申请信息公开，并将这一申请提前发到网络上，引起广泛关注。这一行为是否合理？我的回答是：行为合理，应该得到支持。
因为：如果单独一个人悄悄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得到回复的可能性很低。在我的印象中，北大事务的不透明程度是相对高的。要求公开的学生多了，信息公开的压力就会增大。所以他行为是合理的。
邓同学的行为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我的回答是：应该得到支持。
因为：公开个人身份，要求学校答复，本身就带有许多不可控的风险。现在又被约谈至凌晨，更说明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既然他冒了巨大风险，又做了一件合理的、大家都可能从中受益的事情，那么我就应该支持他。（当然，我此前就认识邓同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去到约谈现场，有没有实际帮助？我的回答是：弄明白实际情况是必要的，此外，我还需要理性辩论，说明学院工作人员将我的同学留至深夜是不正常的。人多力量大，如果我去了，这更有利于邓同学尽快回来睡觉。
如果我去理科一号楼，会不会给我带来严重后果？我的回答是：推动理性协商，冷静对话，一般不会有不好的后果。另外，作为北大学生，太过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恐怕是不好的。
想明白后，我就邀请舍友同去。舍友对此事也很关心，但对前往现场有些推脱。我于是发消息给一个认识邓同学的朋友，他答应同去，此时刚好是00:57分。
二
我到达邓同学被约谈的教室时，现场已经有十多人。后来又有学生陆续赶来，站满了整个教室。我粗略估计，到场的学生数量应该在35人左右，后来的一些人就一直在楼道里等着。
教室里有三位老师，都是专门来约谈邓同学的。
我一到，就听到一位同学问一位老师（后来知道他是数院党委副书记）：“老师，您找宇昊到底什么事呀？”这位老师说：“我想待会你们还会吃夜宵，现在我们找宇昊来什么事，你们居然还不知道？”
我以为接下来会继续谈到底找宇昊什么事，不过一位年轻老师表示，他不会给我们解释这个。他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要给这么多同学做一个交代？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必要去给大家做解释。你们希望宇昊继续跟我们谈，那么大家就出去。如果你们来就要带走宇昊，那你们现在就出去吧。”
后来，这位年轻老师又明确说：“对于工作本身，我们不做评价，我们不做解释。”
我听到这里，已经很困了，所以我想那不然就离开吧？但有马上同学问到，如果我们走了，那你们以后还会约谈宇昊吗？还会把宇昊约谈到深夜不给回去吗？还有同学又说，那我们所有的同学，是不是都可以随意被约谈到深夜？“我觉得我们随时会被约谈到深夜，还不能回去，我感到很恐慌。”“我们不希望也遭到这样的对待，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但老师没有给出明确回答，还说具体原因要宇昊来谈，宇昊说需要老师先解释一下，我再解释一下。但老师于是又去讲了别的问题，没有回答原因。宇昊后来便说：“（原因是）老师让我删帖，我联系公号后台，公号后台暂时没有回复，老师就让我在这里等着。”
这位年轻老师一开始说话比较多，但是当他说道“我们都是学校的辅导员”时，学生便问他具体的职务。他说自己是青研的，同学们很愤怒，说为什么青研的人员可以随便约谈学生？他说：“我没有约谈学生”。数院的党委副书记解释，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学生又问，“只要是行家就可以约谈学生吗？”
这时候，数院党委副书记又解释说，是他约谈了邓同学，同时邀请青年研究中心的专家，过来“就网络有关的专业性做一些指导”。之后，这个年轻老师/专家就不怎么说话了。
三
接着，数院党委副书记又把话题绕回来了，他问大家的关注点究竟在哪里？同学说，是希望宇昊尽快回去。青研老师说，“我们让走了啊，我们让走了啊。”
同学说：事情不能这么解决，“我们来了一群人，你就让我们回去。我们这些人走了，你们又把他叫过来又可以呆到很晚。”另一个同学接着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平时发了篇文章，就被叫过来谈到夜里两点。”
数院党委副书记便问宇昊：“宇昊，你觉得没有你的这些朋友来，你就走不了了吗？”
宇昊说：“有可能。”数院的老师便沉重地叹了口气。
一个同学又说：“一个是走不了，一个是你们请他来的权力在哪里？”另一个同学又说：“我们既关心工作形式，其实也关心实质内容。只不过你们不愿意谈实质内容，所以只好问工作形式。”
之后，学生们集中质疑老师是否有权力把学生叫来谈到凌晨两点。
经过一番讨论后，数院党委副书记确认说，在他让宇昊来见他之后，“宇昊是有权利拒绝的”。
不过，学生依然担心，认为在师生权力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下，没办法判断拒绝之后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并不敢完全拒绝，即使您说我们有权利拒绝您。”
四
此时，距离会谈结束还有一个小时。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围绕着约谈的权力和约谈制度，学生和数院的老师又进行了一次深入讨论。
首先讨论的是，对宇昊的约谈，有没有记录。一开始，数院老师表示，是有记录的。后来，由于没办法说出记录的形式，只是说有微信上的聊天记录为证，因此，学生认为是没有记录的。数院的负责学生工作的女老师说：“我们之后一定会记录的”。
学生又说，那这就意味着，你所说的记录，是你自己回忆的结果，岂不是没有邓同学的签字认可吗？难道要把这个没有签字认可的记录留存下去吗？
一位同学说：“这要以某种公文的方式记录啊，并且作为你们学生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你们的个人日记或者个人备忘录的形式。”
数院的老师几次回复，但没有提出新的信息。
后来，又有同学说，这个房间连监控摄像头都没有。
这位同学接着讲：“我们需要各个学院，或者学校，约谈学生的一个规则。就是怎么约，约到哪，（都应该有明确规定）。”
由于此前老师说，此次约邓同学的原因，是数院党委副书记觉得事情很急。所以，学生在这里回应说：约学生仅仅是因为老师觉得急吗？“这个急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这样才能确定，这个事情究竟应该等到上班来谈，还是上班并且不在学生上课时间来谈，还是在假期，这么晚的时候立刻找人来谈，我们希望能有这个规范。”
中间又来了一位学校学工部的领导，讲了自己在北大的工作历史和心路历程，讲完之后，又肯定了宇昊同学发文及申请信息公开是完全正当的，但也认为辅导员和同学“谈心”是“没问题的”。
五
这时候，我已经非常困了。我看到旁边的一个女生，都已经几次困得睡着了。虽然在场的人，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但我感到，他们在努力推动事情解决，讲事实，讲逻辑，这也是大家都没有离开的原因吧。
接着，学生和老师围绕着宇昊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讨论。数院老师说，宇昊发的推送里，有时间地点，所以怕被校外人员利用。如果被利用了，宇昊应该承担责任。“同学要为自己说的话，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但同学认为，要求学校公开信息，是学生的权利。就像你发布了一个讲座信息，万一这个讲座出了问题，你不能要求发布信息的人来承担责任。
由于我这时候注意力很不集中，所以走到了角落坐下，大概有二十分钟的对话我没有听清楚。
当我回过神来，有一个前排的同学在给老师提要求，他希望老师能概况一下今晚的事情，写一个声明，让大家知道。这位同学还补充说：“在那份声明中，一要写清楚今天的事情经过，从您的角度。二要向我们普及您约谈背后所依据的规章制度，第三向我们告知如果我们对这种渠道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反映。”数院的老师同意了。
还有一位同学说：“约谈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奖励、出国、保研等一系列之后的事情吧？”数院的老师肯定了这一说法。
到这里，大部分同学便决定离开了。我和朋友也很快离开了理科一号楼。
在我看来，建立完善的约谈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提议。最近几年，被戏称为“喝茶”的约谈，似乎越来越普遍了。大多数约谈，都是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以私密的形式完成的。在约谈中，即使学生权利受到了侵害，学生也往往没有办法拒绝。
明确约谈制度，让学生和老师都有规可循，有据可查，对辅导员和学生来说，都是好事。
在这次深夜对谈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回答和解决，也希望后续能够得到好的解决。
今天早上，我睡到十点醒来。看到数院发布了声明，还看到好奇心日报写了报道。但是，他们的报道都有所选取，特别是好奇心日报，没有涉及到关键细节。所以，我把我的经历写下来，帮助大家更全面看待这件事情。
当然，邓同学的事情，出发点是关注沈阳事件的相关资料公开。当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北大公开了处理文件，大家都十分赞赏学校的快速公开。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公开当时的详细文件，包括当时的相关谈话记录，调查记录，会议记录，有可能的话，也希望能够看到更详细的调查方式，调查证据等等。这样，就能避免我们仅仅看到沈阳老师个人的一面之词，让我们更充分地了解沈阳事件。
我还需要说明，我的叙述并不完全，为了尽可能还原约谈制度的讨论，我舍去了警察到访，老师们质疑我们的身份，老师解释为何要换教室这几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