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王龙
编辑丨麦布
新冠抗疫的战场，从一开始就不止在医学上，资讯本身也是极为重要的“战场”。流行病的防控，需要个体的配合。一方面，越多人知道正确的防疫知识，便越有利于切断病毒传播。同时，资讯的透明可以降低人们的心理恐慌、减少谣言的出现，也有助公共卫生措施的推行。
只是，在以宣传为本位、对资讯管控极为严格的国内互联网系统里，却又多了另一重的“火药味”。
我们都是受害者
资讯严控早就成为了惯性，不会因为流行病的特性而“网开一面”，正如湖北疫情大爆发后，官员的“甩锅”都是指“没有得到批示”。换言之，只要没有足够高层面的指令下达，对于网络讯息的处理，就将一如往常的规管：该删帖的删帖，该训诫的训诫，该拘留的拘留。
只是在疫情之下，没有人还活在“往常”里。在疫情爆发后，我们都成了受害者，吃了“为什么不早点说”的亏。为什么不早点让大家戴上口罩？为什么不早点说“已经出现“人传人”？为什么不早点说“物资不足”？……平日里被404的新闻，多数人手指一滑就过去了，但疫情当下，每一个资讯，都如救命稻草般珍贵。
所以，社会大众对“吹哨人”怀有极大的好感，并超越了对那些被嘉奖的“上报者”——毕竟上报只有”上面“知道，哨声才是普通人能听到的。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前，“八君子”已经作为一个符号出现在网络上。而在李去世消息传出的当日，有另一条新闻是“疫情上报第一人记大功”，多家媒体报道的微博评论区里下，点赞数排前列的评论都与”八君子“相关。
“八君子”具体是什么人、说了什么，目前还没有定论。TA们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被公安机关定性为“传播疫情谣言”。但这段非常时期里，积累下的不便、无助、难过，起源或多或少都和难以及时获得资讯有关。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人们开始质疑官方所谓谣言的定义，同时对一切皆要统一口径、时刻防民之口的做法产生反感。
在李文亮医生去世后，这些积累的情绪都转化成愤怒。
舆情激战
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晚上，网络上则演化成一场舆情激战。
当晚9点多，李医生去世消息传出，其后各大媒体纷纷报道。网络中，哀声以外还有怒火，这一传播量级，恐怕舆情机构也始料未及。李医生兼具吹哨人、医生、被训诫者（造谣）、新冠肺炎患者等多重身份，而他微博所呈现的，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80年后青年，甚至”吹哨“也是不经意间所为。在公众眼中，这个人既贴近自己，又有比我们勇敢一点的可敬之处——他在后来实名接受采访，并说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样的话。而他所的遭遇——被警方以造谣的名义、身为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冠肺炎，这都是我们每个人当前正在承受的压力。这些因素使得李医生成为社会共鸣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舆情管控者来说，怒火已然，首要工作就是灭火了。于是，2月6日晚上，互联网上出现了一场颇为诡异的“舆情战”。首先是微博热搜快速将李文亮去世的热搜往下拉，其后又经由医院发布仍在抢救的消息。有熟悉舆情对冲操作的人分析称，抢救只是“灭火”手段，只要去世消息未最后证实，那么网民的焦点就会由愤怒转移到祈求平安上，大大缓冲了这一“火势”。当时抢救的行为是正常医学考量还是别有用意，确实难以“实锤”。但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去世消息的“降热度”，抢救相关话题则成为热搜第一，大量官媒纷纷转发，这“一下一上”，方向相当明显。
然而，灭火工作却出现了鲜见的失灵。平时，宣传系统一发力，一边删帖一边“带节奏”，很快声音就统一了。这次，却难以做到。笔者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疫情以来，大众对官方的信任感已经跌入低谷，这和愤怒情绪也是同构；其二是有来自可靠信源的“对抗性资讯”，即可以合理瓦解官方权威发布的内容。
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公共事件中，极为罕见。以往公共事件中，官方一旦发出权威内容，多数质疑都只能是推测或者讽刺，例如摄像头有党性、硬盘一定又坏了。但能切中内核的“硬料”，例如直接目击者的证词、利益相关人的分析，几乎都未能出现或者已经“被辟谣”，而各大媒体发布的也只有官方通稿。
但在李医生去世的晚上，却有更多足以“对冲”的事实性讯息出现。包括有媒体先于官方发布确认死亡的消息，其中《经济观察报》记者以现场消息，证实李医生去世，凤凰视频则以未具名的消息源发布讯息。此外，有武汉本地医生暗示性地传达了李医生已经去世的消息，网络流传的截图中，包括有李医生同院同事发出的一线消息，表示李医生已无生还的可能。这些不同来源的讯息，因接近事件核心而具有可信性。
如果说，这一晚舆情操纵出现罕有失灵。那么转机就在于不同背景、身份的消息源，在网络上积极提供事实性养料，某种程度上，TA们也是吹哨人。
以罚管网的常态化操作
公众为李文亮因网络言论被训诫一事抱不平，其实也是对政府以行政处罚等手段管控网络言论的不满，而这种操作手段正越来越常态化。就在李医生去世前不久，人民网发布了一则对医护人员的处罚消息，被处罚的是云南省5名医护人员，原因是他们“将疫情信息在微信圈中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则消息什么没有细说传播内容的真伪，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明确是”私自“传播，就有可能被处罚。
同类的新闻实在层出不穷，例如有男子在微博发布当地矿难遇难人数的消息，因消息先于官方通报，尽管他发布的遇难人数比实际死亡人数少，而且微博根本没几个阅读量，却还是因发布不实消息被行政处罚；还有前年环保志愿者雷萍发布当地污染消息，一开始也同样被定性为”造谣“而遭到行政处罚。
在这些实例案件中，我们会发现对于造谣、不实的定性，简直如同文字游戏。公安机关也不深究发布者是否有主观传谣的恶意，是不是真的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正如前述的两个例子，他们发布的讯息阅读量不过是几十和一千多，如果不是当事人被拘留，恐怕根本无几个人知道TA们发布过什么讯息。要说社会影响，反倒是后来行政处罚的行为，使得这些事情成为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事件。
当然，这种社会影响力恐怕才是网络管控者所期望的。这种案例可以肃清网络空间，既然有先例在前，那么人们在发言前自然多了几道自我审查，或者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发言好了。
只是，这种以罚管网的手段常态化后，固然可以保持网络空间的“清净”，但长久以来，也使得“造谣”变成一场演出——人们再也不信“处罚造谣”真的和谣言有关。于是，在全球网络都想要打击谣言、假新闻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却出现了“为造谣者正名”的诡异一幕。
从合理性的层面讨论，这种想靠处罚打击谣言的措施，也根本难以行通。传播学上，设计了一个谣言公式：谣言=重要性×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其中模糊性越高，越容易产生谣言，换句话来说，即是事情越清晰，越能遏制谣言，而通过处罚管控，使得流通的讯息减少，有时候反而使得事情更加云里雾里。而且久而久之，公众的判断力也会被消磨——因为什么东西都会被辟谣，这时候就不知道信什么好了，干脆什么都别信了。
可能，执行者也觉得冤，因为自己不过是“依法依规”来做：李医生说确诊SARS，实际是新冠，不准确啊，不该罚吗？
当新闻发布会上，专家口误说出新冠病毒就是SARS病毒这一震撼新闻时，各大媒体头条发布后，这种依法依规的说辞，恐怕要脸红耳赤了。是啊，就连这么重要的新闻发布会，都能出现口误，而普通网民却不能有丝毫谬误？如果谣言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以及官方统一口径的措施，那么“八君子”之后，谣言在中国网络上，没准将成为一个褒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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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 档案 | 李文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