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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海外出版又引起了不少人反对。有评论家语重心长地指出,方方这样做不妥,对“公众是一种刺痛”。

我觉得《方方日记》本身确实是一种刺痛。有谁不为疫情中发生的一切感到刺痛么,毕竟人是感情的动物,或者按照毒舌祖师孟子的说法,“无恻隐之心,非人”。

并且我觉得刺痛并非坏事。只有往事并不如烟,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人们大概在许多事情上,方能如履薄冰,如梦初醒,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人类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了未来”。

所以说日记是一种刺痛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说日记在海外出版是一种刺痛就有点敏感了。好像家丑不可外扬,这时候出版时机不妥,容易授人以柄,非“忠”。

这种带点民族主义色彩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什么叫“忠奸”,什么叫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起码得懂得什么是为民族好。对问题讳疾忌医,对苦难讳莫如深显然不是。

这方面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里有一个观点值得推荐,值得琢磨。知识人一定是生活在具体国家里的,所以避不开民族认同这个题目。但“即使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忠于团体的生存之战也不能让知识分子丢掉批判意识,削减批判意识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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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方的,还有一种“专业论”。大体是说方方不是记者,没有调查取证,日记不准确,价值不大。动辄被质疑“业余”,不允许荒腔走板,似乎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

就拿写公众号来说吧,我自己就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常常有人来评论说你们一个体育号谈什么社会,谈什么时事,做好自己的事,别瞎逼逼。

且不说体育本身就是时事之一种,社会之一面,从社会视角解读、品味体育别有洞天,就拿每个人来说,难道不都是立体的么,体育迷难道就不关心社会了么。你说点不一样的好像就越界了,就不专业了,就业余了。习惯于给别人划界,其实是为自己的头脑设限。

乔姆斯基应该是历届美国政府特别讨厌的一个美国人。此人系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麻省理工的语言学教授,是语言学大家,但他热衷于评论政策,从越战到反恐,揭美国之短数十年不遗余力。在他眼里,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

虽然美国在乔姆斯基眼里一无是处,可他还是选择生活在美国,按照他的话说,因为美国可以畅所欲骂。你看,某种意义上乔姆斯基成了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所以,生而为一个社会人,社会中的议题没有什么不能关切的,不论是从道德上,还是在知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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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一种“饭锅论”。

说你怎么能既在体制内,又做损害体制利益的事呢。吃着锅里的饭,砸盛饭的锅,你这叫伪善,这叫搏取声名。跟明朝的言官、所谓“台谏”群体一样,故意跟皇帝对着干,被廷杖,打了屁股,就会有人叫好。

这种近乎于道德指控的观点,乍听起来似乎很难反驳。其实是没有深究一些概念。所谓体制是什么,体制利益是什么?以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来看,体制不过是一种组织形式。体制是社会的体制,国民的体制。体制利益不是个人利益,体制利益就是公众的利益。

所以批评也好、意见也罢,都是对体制负责,都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用亨廷顿的观点来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这才是一种现代社会人的思维。

“饭锅论”是一种扭曲的公共视野,一种矫揉造作的道德,必须予以拆穿。《方方日记》在别处的出版,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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