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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是哪一年看上彩色电视机的？肯定不早于 80 年代。因为中国第一条彩色电视生产线是 1979 年才从日本引进的。
实际上，1954 年美国 RCA 公司就生产出第一台家用彩色电视机。我们也在1973 年就派出工作组，洽谈引进事宜。可为什么整整 6 年都没办成这事儿呢？
荒唐至极，竟然因为一只小小的蜗牛。
1972 年，国务院批准四机部以 1000 万美元价格引进一条装配彩色显像管的生产线。后续才知道，只有装配线还不够，至少还要玻璃壳、荫罩和荧光粉 3 条线。这样算下来，总预算提高到了 8000 万美元。
彼时，尼克松刚刚访华不久，中美关系破冰，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兴趣。技术最先进、最齐全的RCA 公司最初报价 1.3 亿美元，经过谈判降到 7300 万美元，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973 年 11 月，四机部派出工作组到美国，实地考察相关厂家，为最终签合同做准备。这一趟下来，见识了 RCA 公司的雄厚技术实力，坚定了中方合作信心。考察组还顺道考察了玻璃壳生产厂家，美国康宁公司。
大家都知道，康宁现在仍然是全世界最顶尖的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厂家，我们用的手机屏幕，多数都用了康宁公司的大猩猩系列防划玻璃。
考察结束时，康宁公司为讨好中国客人，主动送给每位成员 1 只本公司生产的玻璃蜗牛工艺品。在美国市场上公开销售的价格为 55 美元 1 只。考察组经过请示，收下礼物，高高兴兴带回了中国。
谁也想不到，这几只不起眼的玻璃蜗牛，惹起了轩然大波。
1974 年 2 月 2 日，四机部第十研究院政治宣传干事许文彬（一说何文彬），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称美国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坑中国的“爬行主义”，别有用心地送给中国考察组人手一只蜗牛……信中还表达了对江青的“忠诚”和讨好。
江青拿到信以后，如获至宝，直接坐着大红旗车到了四机部，点名要见许文彬。由于事发突然，谁都没有预料到江青要找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江青竟然当场给许文彬写回信：
许文彬同志：我很欣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已经在毛主席领导的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决不接受任何帝国主义的屈辱……
江青抓住此事不放，一口咬定美国公司送蜗牛给中国人，是侮辱中国人，说我们“爬行”；引进彩电生产线，是“崇洋媚外”，“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他的了”。她还下令把蜗牛礼品送到美国驻华代办处去，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
在江青的淫威面前，多家部委开会声讨此事，四机部作为“始作俑者”在全国范围内发了简报检讨，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收受外国礼品的清查工作，查出日本人送给我们乌龟饰品，表面上是说乌龟长寿，实际是讽刺我们发展慢；查出有的国家送了黄牛雕塑，是骂我们“老牛拉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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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等人揪住不放、上纲上线，当然不只是针对小小一只蜗牛，更不是什么彩电生产线和美国公司，而是酝酿政治风暴，继续打击硕果仅存的老干部。
引进彩电生产线的决策，是四机部报审，李先念、谷牧主持开会研究决定，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用蜗牛辱华做幌子，完全是项庄舞剑。
在生命的最后 10 年里，这样的无妄之灾、凭空发难，周恩来不知经历过多少。
虽然满怀义愤，却受制于闹事者的特殊身份，不得不最大限度隐忍，低头下气去搞调查，用事实回击他们的脏水。周恩来亲自指示外交部、中联部等部门对“蜗牛礼品”进行研究，提出办理意见。
外交部马上联系驻美代办处，请教了在美工作生活多年的冀朝铸参赞和著名华裔学者任之恭、牛满江等人，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最后得出结论：
蜗牛只是蜗牛，而已。
欧洲人把蜗牛视作美食，美国人不吃蜗牛，但欣赏蜗牛的坚韧毅力，认为蜗牛是顽强与力量的象征，有不少相关诗句。美国人赠送的蜗牛礼品，在本国常见，并非为中国人“量身定制”，毫无证据表明其中存在某种阴谋或者恶意侮辱。这款蜗牛玻璃工艺品，是康宁公司制作的圣诞礼物商品，在美国也一直公开销售。
基于这个意见，外交部报送了《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的报告》，建议不必退回蜗牛或进一步外交交涉。周恩来当日就作出批示：
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外交部这一报告，即呈毛主席……批示。
毛主席亲自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
至此，这场暗流汹涌的闹剧才告一段落。江青灰溜溜把号称要“办展览”的工艺品送回来，把当时写给告密人许文彬的亲笔信也要了回来。
许文彬是什么结局？
据一些资料记载，这个年纪轻轻的无名之辈，因此投机举动，被委派到南京 741 工厂（华东电子管厂）搞科研突击，号称要做中国人的“争气管”，但最终一事无成。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查出先后 13 次给江青写迷信表忠心，于是被责令反省，又写了 70 多份检讨材料，经审查后被开除党籍。
还有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实。
原本 7300 万美元就能办成、让中国人早6 年看上彩色电视的好项目，被无端卷入风波，最终告吹。直到 1979 年，我们才从日本引进了彩电生产线，花了多少钱？整整1.6 亿美金。
任何闹剧，都是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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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滋生的土壤，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人类的天性，对未知的恐惧、对迫害的妄想。这就决定了，越是蒙昧无知的人，越是缺乏科学思维和知识储备的人，越容易陷入阴谋论不能自拔。半个世界前的惨痛经验，已经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制造阴谋论的人呢？他们拥有聪明的头脑，最清楚真相是什么，却为何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翻云覆雨、穿凿附会，把谎言当做真理去传播，去恐吓那些可怜的傻瓜呢？
两个字，利益。
许文彬的告密，显然不是出于什么爱国情怀和正义冲动，要不然为什么选中了当时权势最显赫的江青？一切兴风作浪，不过是出自最简单的利益诉求，希望一步登天、改变自己平庸而绝望的人生轨迹。
江青真的相信蜗牛是阴谋吗？谁也不知道，但从她借题发挥、话外有音的一贯操作手法，以及后续发起的针对总理的批林批孔运动来说，显然也不是这么简单。
一切丑陋，都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但在那个时代被纵容放大到了极致。当告密成为一跃龙门的捷径，当疯狂的群体冲动超脱理性的约束，当无数人的梦呓汇聚成山呼海啸的声浪，又有多少人能按捺住内心的野性呼唤呢？（综合整理、原创/公周）
参考资料：1. 宗道一，《安东尼奥事件和蜗牛事件》，载《文史精华》2002 年第 1 期。2. 单兰，《江青导演的一出外交丑剧，“蜗牛事件”》，载《湖北档案》2004 年第 5 期。3.《蜗牛事件始末》，载《国际人才交流》2004年第 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