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文明要这样才能延续，那这样的文明，就让它灭亡好了。
因为谈到油罐车混装煤制油、食用油的问题，罗翔写了一篇《离开了对人的尊重，一切罪恶都是有可能的》，他说：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类恶性的食品卫生案件总是屡见不鲜？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人的不尊重。[……]在人类历史中，只要忽视了对人的尊重，类似的现象总是此起彼伏。
他确实直指问题的症结，但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我想在此有必要追问一下：在我们社会，这种“对人的不尊重”，其社会和文化的根源是什么？因为如果不了解其根源，那么再严厉的监管都可能无法达到目的。
在这个问题上，最直接的原因，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倾向：有某些东西，比人更重要，所谓“大局为重”。
这更重要的东西，可以是国家、民族品牌、集体荣誉……总之是一类高于“小我”的“大义名分”，相比起来，你那点私利是不值一提的。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代代相传，但如果你从人本角度来考虑，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这样的理念：一群羊比两个孩子的生命还宝贵，就因为那是集体财产。
既然有某些东西凌驾于人之上，那么人的价值势必是次一等的：你就算遭了点罪，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那只是矫情，要是影响到大局，那才该死。
对这些人来说，别说没死人，就算死了人，也都没“大局”重要。今年春，华为的新能源车“问界”出事故，三人不幸身死，但当其家属诉诸舆论、寻求赔偿时，微博上有人却认为他们应该向“民族企业”道歉。
当有人质问：“你让一个失去三个亲人的人去道歉，你的良心呢？”得到的答复是：“中国可以没有这三个人，甚至也可以再加上她四个人，但是中国不能没有华为！！！！你的良知呢？”
但凡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大抵都有一颗冷酷的心，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有必要，个体是应当为大局牺牲的。
当然，你可以说，只是一种虚伪、鸡贼的说辞，因为这些人所要求牺牲的，往往只是他人，轮到自己头上就未必了，“比人更重要”其实是“比他人更重要”。但确实也有人是真诚相信的，只不过那乍看是“爱”，其实是基于“恨”——在那狂热背后，是一种自恨的冲动，他们不尊重他人的价值，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把自己当回事。
真正关键的是，这套说法构筑起了一个虚假的二元对立，忘记了那一个个看似渺小的个体，才是所有这些宏大存在的基础。韩国电影《辩护人》里有一句震撼人心的台词：“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我们。”脱离了对一个个具体的人，“爱国”的内涵就被扭曲了。
更深入一层来说，这种信念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西方，个人权利的确立，源于基督教神学的信念：每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特灵魂，即便其父母和世俗统治者也无权压制，“照看灵魂”是教会的根本使命。相比起来，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是“家”，默认最重要的不是个人价值，而是“家”的存续，为此，个体是可被牺牲、可被替代的——死了孩子，再生一个就是，当然，一家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杀婴、卖女也没什么不可以。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个人价值并不体现在其自身的独特性上，而是有功于这一集体，这样才能得到肯定。实际上，许多中国父母之所以理直气壮地斥责未婚的子女“自私”，说到底，其立论基础就在这里：确保血脉延续，比你自己的意愿和感受重要得多，管你什么理由，你不婚不育就是只顾自己，忘了身为家族一员更重要的本分和职责。
这种文化取向注重的是生存主义（survivalism），并且是集体的存续，至于身在其中的个体想被人当人看，那与其说是基本权利，不如说是一种奢侈品、一种特权，一种罕见的待遇。
金庸小说《雪山飞狐》里，平阿四初见胡一刀就对他感激不已，因为他在人生中第一次被人当人看：
人人叫我癞痢头阿四，轻我贱我，胡大爷却叫我“小兄弟”，一定要我叫他大哥。我平阿四一生受人呼来喝去，胡大爷却跟我说，世人并无高低，在老天爷眼中看来，人人都是一般。我听了这番话，就似一个盲了十几年眼的瞎子，忽然间见到了光明。我遇到胡大爷只不过一天，心中就将他当作了亲人，敬他爱他，便如是我亲生爹娘一般。
在这样的社会里，普通人遭轻贱是常态，甚至对家长来说，只有“贱”才好养活，所以民间盛行给孩子取“狗剩”之类的贱名，只盼不用费多大心思就能养大。别看现在已经多么现代化，一遇到什么事，我们社会还是会迅速打回原形：多的是人会觉得，怎么就你要求那么多？能活着就不错了。
多年前，金星曾询问专家，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那么难以解决？得到的答复很直截了当：因为中国社会一向最在意的是“吃饱”，至于“吃得安全不安全根本不是重大的事儿”——那是吃饱了以后才关心的事。
也就是说，要“把人当人”，首先取决于怎么看待“人”：如果把人只是看作大集体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单元，那就别指望你的个人诉求能得到满足，别说是食品安全了，就连你的小命都不重要。
多年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和科学史学者江晓原的对话中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到了世界末日，只剩他俩和现场的主持人，“我们三人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我们必须吃了她才能够生存下去，你吃吗？”江晓原说，他肯定不会吃，因为吃人意味着失去人性。刘慈欣则说：你不吃她，就等于不负责任地任由人类文明湮灭了，“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
可能他自以为深刻，是超道德的，却无意中流露出对人的极端蔑视：以某种更高的名义（“人类文明的延续”），可以做出灭绝人性的可怕举动。这恰恰就是罗翔所说的，忽视了对人的尊重，任何恐怖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人类文明要这样才能延续，那这样的文明，就让它灭亡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