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重要坐标,大都是在香港划下的。
前半场是成人礼。地平线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新闻工作,准星是作为一个问题的中国。我为香港媒体报导中国故事,从2006年一直到2013年,这机会推着我重新认识自己生长的土地,并从中艰难地认识自己。我采集中国的故事,野心勃勃的、生机盎然的,也有浓黑如墨的,和在深渊里也不放弃发着微光的,带给香港和其他中国大陆以外的读者。在故事的主角和读者之间,有一道无形的、跨越不了的墙,叫自由。在这道墙两边穿梭来去的生活持续了10多年,我总是意识到,自己是幸存下来的人。

另个世界的少数转译者

其实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领悟,「幸存者」这身分,来得非常直接:你的受访者被抓被判刑了,罪名之一是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而你安然无恙。你的好朋友、视为人生导师的朋友被消失,再回来时变了一个人一样,而你安然无恙。你可能会被喝茶、会被威胁、会进警察局,但你拿着香港身分证,最多也就是被遣返机场,总归是安然无恙。
当然,这是《港区国安法》落地之前的香港。
很长时间我不太知道怎么跟「幸存者」这个身分相处。不只是我,很多在香港做记者的中国背景同事都有类似的折磨。每一年我都会被更年轻的记者朋友问:怎么坚持下去?为什么不干脆回到中国——回到战场?或者干脆去做别的?在这个位置继续做下去,一边无望于现实的改变,一边牢牢盯紧现实的黑暗,意义到底在哪里?
每一年,我都比之前能讲出更多一点点答案。
给历史留见证。这是最消极的一个答案,但也是最给人安定感的——无论现实世界变成什么鬼样子,我们至少让曾有的努力不要白费。也让曾经努力过的人,他们努力的样子,那些努力背后的复杂挣扎,不要只是被文宣的语言、战斗的身影掩盖。
推动一点点理解。我明白自己所身处的独特位置,是时代与环境的结构性力量造就的:中国给了我眼睛去看见,看见痛苦和难题,而那些难题的意义绝不仅仅限于那片土地自身;香港给了我自由去幸存,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可以火中取栗地接近中国,提炼经验与问题,却毫发无伤。作为站在这个位置的少数转译者,我所要做的,就是让一个世界的困苦、经验、思考,被另一个世界看到,让另一个世界的人们最终知道,那并不是「不同的世界」 ,只是机缘巧合,你某种生来的运气,刚好没有踩入的世界;而这种由他人所阐释的经验,反过来,也让故事主角获得一个浅浅的彼岸——世界不只有一种可能性,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想像,敢于想像,才有改变的动力。
我想我的努力没有辜负这个位置。但我所得到,并非属于个人。在这个位置,作为可自由言说的人,我替许多无声的故事,收获了光环。所以才知道,我的自由,应该要换来更多人的自由;我所幸存,必然要换成更多人的幸存。

陪伴香港社会政治运动

那时香港,自由如大江大海,仿佛取之不尽。因为太理所当然,本地没人多看它几眼。我羡慕这样的「正常」,也深知这里的空气,也是病中人的氧气。多一口便可多一天命,多一天命,便有了许许多多的新可能。于是幸存的工作就是盗火,只想着怎么偷渡一点「自由」,给中国的行动者们。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自由正是这样用的:自由要行使才是自由。是越用越有,越储越无用的。用好每一分的自由,便可以令更多人自由。
在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也从一段听故事、写故事的记者生涯毕业,开始有意识地,做更多「偷渡」自由的行动。
这也是幸存者生涯的后半场,地平线推到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媒体人,准星变成逐渐成型的政治立场,它们推着我确立我想要的世界图景,并想要在专业领域更有自觉地采取行动。这后半场,伴随着香港近10年的社会与政治运动。
整个时间段,我的同龄人在中国,完整地经历了一轮科技与经济的起飞与资本的泡沫,最大空间地施展了商业抱负,打开技术想像力,学到最多的新技能,挣了最多的钱;同时,公民社会的浪潮从最高峰跌落到最谷底,先吸引了前仆后继的纯真心灵,又毫不留情地一一践踏了过去。
这就是我们向世界输送的「中国模式」吗?说着说着,竟成了真的。
讲大框架,难免令人心灰的。不过,人每一天的生活,其实与大框架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关系。在生命里画出那些准星和地平线的,是一个一个很具体的人。多数是正面的例子,大地上的燃灯者;也有一些反面的例子,「一定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的那些人。如何在痛苦与麻木之间画一条线,在深渊里也能活出独立的光芒,抵抗习惯,做一个不逃避,也不要消化痛苦的人呢?大约并没有捷径好走。坚持自己的志业,如果没有,找到它。记得自己的爱,如果很累,练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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