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写这篇文章时,我给康明大哥打电话,问他在做什么。他有些闷闷不乐地说,去了当地的政府部门,索要“光荣之家”的牌子。

康明的父亲康致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19团团长,1953年6月26日,正在开团部会议时,突然遭到美军飞机密集轰炸,整个山体垮了下来,全部人员被埋。那时,康明只有两岁零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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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坑道被挖开,包括团长、政委、参谋长等在内的114人全部窒息而死。此时,战争已经结束一个月了。

悬挂光荣牌,是党和政府给烈士家属的一份荣耀,从2018年7月开始实施。但两年多来,康明大哥一直没有接到领取光荣牌的电话,不得不亲自上门去领取。

昨天,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1951年初出生的康明,即将迎来自己的古稀之年。

15岁那年,他参加红卫兵去北京串联时,找到了父亲当年的战友,对方说,坑道被挖开时,他的父亲躺在床上,旁边墙上的作战地图一侧,斜插着康明两岁时的照片

被困在坑道的团长,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活着出去了,穿好军装,扣好风纪扣,盖上被子,躺到床上,然后看着墙上儿子的照片,慢慢睡去。

这个场景,让康明泪流满面。他想,等将来有机会,要去找到父亲的安葬地,接他回家。但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没有人会关注一个逝去的生命,即使他是为国捐躯,即使他是一个团长。

直到退休那年,康明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墓地。现在来看,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康明用谷歌地图,在三八线北侧,父亲当年牺牲的大概位置,一点点放大去看,有一天,他忽然看到有五个白色的连在一起的物体,后面有一个大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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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委托朝鲜的朋友去到现场拍回照片,真是父亲的墓地。之后,每到清明,他和妈妈就打开电脑,对着屏幕遥祭。

遗憾的是,父亲安葬的地方,在三八线附近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退休后,他每年都要去朝鲜,把省吃俭用的钱换了礼品,送给当地有一些有本事的人,希望能带着他去父亲的坟前磕一个头,但至今都没有如愿。

两年前,我去康明大哥的家里采访他,那是一个破旧的小区,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康明大哥住在阴暗潮湿的一楼。看着这个场景,我一时难以想象,这是一个烈士团长的儿子的家。

康明大哥说,为了打听父亲的信息,他曾找到刚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位置上退下来的傅全有,对方听说他是康致中的儿子,立马见面。在刚刚入朝作战时,傅全有是他父亲的部下。

我有些打趣地对康明大哥说,如果你父亲没有牺牲的话,你也是红二代了。康明大哥听了这话,笑得有些尴尬。

同样没能成为红二代的还有河南的苗务才。2010年,已逾花甲的他来朝鲜,同样因为父亲埋葬在朝鲜的军事缓冲区,无法前往,他向着埋葬父亲的方向,放声大哭:“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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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母亲一个交待,他在安葬有毛岸英烈士的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抓了一罐土,带到母亲的病床前,骗母亲说这就是父亲坟前的土,已处于昏迷中的母亲竟然有了知觉,把手使劲伸进罐子里,抓着泥土不放。

一将终成,万骨无还。

同样为了寻找父辈的忠骨,康明遇到了邓其平,后者的父亲邓仕均在抗战时曾参加过百团大战,在朝鲜战场牺牲时也是一个团长。他的父亲牺牲在韩国境内,埋骨的地方早已是一片田地。

在两位团长后人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烈士后代们聚集到了一起。这个自发而起的群体,开始用行动来告慰父辈的鲜血与生命。当年,他们的父亲为国而战,如今,他们带领父亲部下的后代们,为家而战。

寻找埋骨之地,前往墓地祭拜,或者带把土回家。当战争的硝烟散去,当保卫国家的热血不再,亲情的脉络,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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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之前,康明每年都要前往朝鲜,经常一去就是几个月。他去了长津湖,去了黄草岭,当年战斗无比惨烈的地方。他已不仅仅是在寻找父亲,而是在寻找整个父辈。他和众多烈士后代们一起,帮助几百位烈士找到了亲人。

康明带一位志愿军烈士的女儿,去牺牲地祭拜她的父亲。她的父亲高连喜是一位副团长,至今尸骨无还。

在很多墓碑上,他看到这样的记载:XXX等以下几百人。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康明找到一名牺牲在朝鲜的团政治部主任,而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官方公布的244名阵亡团职干部名单里。

朝鲜老秃山的志愿军墓地,也未出现在官方的名单里。

对于朝鲜战争有197653名志愿军牺牲的官方数字,康明确信这是不准确的。

一个让这些烈士后代们倍感失望的是,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却没有这些烈士的。按照规定,只有在2020年元旦后还在世的老兵,才可以领到这枚纪念章。

是的,在现实中,也只有活着的人,可以参加授勋仪式。这,就是战争。

但是这些后代们并没有抱怨,他们提议,各自出钱,定制一批纪念章,自己发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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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失去父亲的这个群体,生活过得并不是很好,为了省钱,他们在网上多次比价,最终核定:纪念章15.5元,带子1元,盒子5.1元,共计每套21.6元。

和国家发放的纪念章不一样的是,他们在章的背面,刻上父辈的名字。

有一天,我在他们的微信群里看到这一幕时,异常心酸。我告诉他们,这个纪念勋章的钱,由龙越基金会来出。因为勋章,不能是自己掏钱买来发给自己的。

包括在悬挂光荣牌时,我曾给主管部门提过建议,不应该打电话通知让退役军人或者烈属来领取,而应该敲锣打鼓给送到家里,现场悬挂。

荣耀,一定需要用仪式来彰显。

2013年6月,康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主持人陈晓楠问他: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到了父亲的墓地,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康明毫不犹豫地回答:爸爸,咱们回家吧!

两天后,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在未有事先沟通的情况下,突然提出,送还在韩国发现的360具中国军人遗骸。

他们也有亲属,他们的亲人也一定在等着他们回家。”朴槿惠说。

康明猜测,这个临时增加的外交礼包,或许是因为对方的人看了这个节目。

也正因此,康明对韩国的态度有了一些好感。曾经,那是父亲的敌人。

一个月后,康明和苗务才一起去了韩国。他们的父辈虽然安葬在朝鲜,但是隔着三八线南侧的铁丝网,就可以看见父辈的墓地,那是被允许到达的离父辈最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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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曾有一个担心,他拿着盖满朝鲜签证的护照去办理韩国签证时,会不会被拒签,结果出其意外地顺利。

更让他意外的是,在三八线南侧,附近站岗的韩国军人,在看到他隔着铁丝网朝着父亲的安息之地祭拜时,突然站直了身子。

从那后,康明大哥每年都要去韩国。为了省钱,他带着帐篷,晚上就住在野外,吃饭都是自己去菜市场买菜做。年近古稀的他,不会一句外语,却在韩国一住就是上月。

2019年夏天,康明和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去韩国,约我一起前往。我在韩国的朋友俊杰接待了我们。俊杰是一位中国通,在中国做生意多年。

俊杰(下图左)特别热情,帮我们安排食宿,还每天开车带着我们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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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几位志愿军烈士后代在车上聊起父辈英勇的事迹时,慷慨激昂,激动万分。就在这时,俊杰一脚刹车,满脸愤怒地看着我们,然后大声说,你们的父辈都是英雄,你们是保家卫国,那么韩国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400万人,算什么?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后来的几天,争吵越来越多。当志愿军烈士后代说到朝鲜时,俊杰会刻意纠正,那是北韩;当后代们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俊杰会说那叫韩战。而这些后代们,有时候也会故意用“南朝鲜”来代替韩国。

最激烈的一天,是俊杰带我们去韩国的显忠院,就是韩国的国家公墓。到了门口,这些后代们不愿意下车,直言不讳地说,这里面埋葬的人,可能就打死了我们的父亲,我们怎么可能去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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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已经不可调和,我作为中间人,十分棘手。

旅程的最后,是去三八线附近的一个战场,在那里,韩国的军人正在帮助寻找中国志愿军阵亡将士的遗骸。在一个山坡上,全是韩国年轻的军人。看到这一幕,曾经当过兵的康明,突然举起了右手,向他们敬礼。其他的后代,做了同样的动作。

韩国军人寻找遗骸现场。

“韩国军人帮助寻找的,都是我们的父辈,他们曾经互为敌人,韩国军人能放下历史的仇恨,来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康明说。

就在这时,我的朋友俊杰说,为了让烈士们的遗骸回家,我愿意无偿来帮助你们。

冲突的双方,基于人性,终于站在了一起

因为父辈共同牺牲在了朝鲜战场,志愿军烈士后代们,走到了一起。而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也是因为父辈共同的经历,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微信群名是:180之子。

熟悉这段历史的都知道,180师,几乎全部成为美军的俘虏。

这个群体,相比烈士后代们来说,低调许多,战俘的身份,让他们父辈受尽苦难,而难以言说的屈辱,延至后代。烈士后代们聚到一起,是为父辈的荣光而努力,而他们走到一起,是为了让公众对父辈多一些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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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林模丛曾经就是180师的战俘。

两年多前,我在昆明采访他时,我能深刻地感受,他一生都没能走出战俘营

在战俘营里,他和特务做斗争,终于回到了大陆,却开始了噩梦般的岁月。在这期间出生的儿子,患上了自闭症,不敢和陌生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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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有国家的纪念活动,他们是无法参与的。这些做过战俘的人,也有自己的节日,每年4月8日,他们会齐聚四川大学,纪念在这一天牺牲的战友林学逋。

林学逋是四川大学的学生,朝鲜战争爆发时弃笔从戎,在180师担任英语翻译。被捕后,面对特务的诱惑和屈打,他坚决不从,高呼“共产党万岁”。特务用刺刀把他的心脏挑了出来。

和黄继光、邱少云一样,林学逋死得很惨烈,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如今,能去四川大学参加纪念活动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了。不屈战俘林学逋,如同他们的精神明灯。

我曾采访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一个村子里,有两个战俘,后来,一个选择去了台湾,一个坚决回到了大陆。回到大陆的,受尽磨难和屈辱。到了上世纪80个代末,县里的统战部突然派专车接大陆的战俘到县宾馆吃饭,这让他受宠若惊。去了才发现,台湾的战俘回乡探亲,统战部高接远迎,让他去作陪。

其实,还有一个群体,比战俘更为隐蔽。

真真是一位志愿军的女儿,直到2015年,父亲重病住院时,才告诉她,她的亲生母亲,是朝鲜人。

1953年7月,朝韩停战,志愿军陆续撤离,但有部队官兵被留下来,帮助遍地焦墟的朝鲜恢复建设。就在此时,真真的父亲和一位名叫妃臻的朝鲜女人好上了。真真的爸爸解释说,当时,连年的战争让朝鲜的男人急剧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当时政府默许女人和志愿军结婚生子。

真真和哥哥就是这样在朝鲜出生的。真真出生3个月后,爸爸的部队要撤回中国了,他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按照朝鲜规定,如果有一个孩子,只能留在朝鲜,不能带走,如果有儿有女,就只能带走女儿。

1956年10月,爸爸抱着尚在襁褓中的真真,坐上了回国的火车。真真的朝鲜妈妈,抱着一岁的哥哥,追着火车,边跑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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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一列列从朝鲜开往中国的火车,上演了太多这样的生离死别,许多个家庭活生生被拆散,从此一生再未相见

甚至有朝鲜妇女卧轨阻止火车开走;还有的志愿者官兵,为了把儿子带走,把他打扮成女孩,塞在炮弹箱里。

“真真,你一定要去朝鲜找到你妈妈和哥哥,妈妈叫妃臻,在新安洲,我对不起他们……”爸爸临终的时候,使出全身力气对真真说。

几乎每年,真真都要去次朝鲜,她感觉像回家一样,却至今无法找到家人。

在大陆,有很多这样的混血儿女,至今都没有找到妈妈。而有的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当天,电影《金刚川》上映,据公开的信息,这部战争大戏,从筹拍到上映,只有3个月时间。

关于这场战争的纪念活动,达到历史的高点。而对于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个体来说,他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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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帮康明去父亲的墓前祭拜,如果能帮真真找到亲生母亲,如果能让每一个牺牲者,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这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最好的纪念;对每一个士兵的纪念,就是对整个战争的纪念

如果能在授勋的时候,给那些战俘一枚勋章,告诉他们,被俘是万不得已,能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结果,这样人性的方式,一定会激励更多的士兵,放下包袱,更为勇敢。

追溯关于朝鲜战争的上一部电影,应该是2016年上映的《我的战争》,电影的宣传片比电影更为出名:一帮老艺术家去韩国旅游,导游姐姐问,这是大家第一次来韩国吧?老艺术家们一脸骄傲地笑着说,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用护照,是举着红旗进来的。

这种毫无人性的表现方式,引起公众强烈的反感。

战争爆发7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勇气对这次战争来一次反思和复盘,我们不能用歌颂英雄的方式,来掩盖我们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直面伤痛,在历史中吸引教训,这是对战争更好的纪念。

2019年去韩国的时候,在位于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门口,我随机采访了几位本地的游客,问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更应该放下历史,珍爱和平。

即使在纪念馆里,也看不到任何对敌国的仇视。

纪念馆外最著名的雕塑,是《兄弟缘》,战争结束后,韩国的哥哥与朝鲜的弟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中国有类似的手足之战,如果我们也能用这样柔软的方式,来期待两岸的统一,那该是多么温馨的场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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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外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如果能将这场战争的称谓,表述为相对比较温和的朝鲜战争,而不是有着明显立场,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更多地和国际社会去共同纪念这场战争。

只要我们还没有放下仇恨,战争就还没有结束。仇恨教育,是祸国之源。内心充满戾气的人,一定会和这个世界的文明,越来越远

真正的胜利者,一定是有着博大的胸怀和高远的格局,就像美国内战后,胜利的北方会厚葬战败的南方士兵,并且让他回家与亲人团聚;就像纪念二战诺曼底登陆,胜利的同盟国会邀请曾经的敌人德国参加。

如果在纪念朝鲜战争70周年时,我们能邀请美国和韩国参加,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事实也是这样,我们还欠韩国一个公开的感谢,是他们在帮我们寻找志愿军遗骸,并且送他们回家。

今年的志愿军遗骸回家时,我看到主办方精心策划的一个画面,中韩工作人员戴的口罩,上面有着中国和韩国的国旗。因为人性,曾经的敌人,终于站到了一起。

2019年,我去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战争纪念馆参观时,特意去看了关于朝鲜战争的这段展览,澳大利亚曾和美国一起,参与了这场战争。全场的描述,没有出现对中国任何的仇视和敌意。

参观结束后,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围在大厅中央的一块石碑前,默默地祈祷。石碑上,写着: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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