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文 | 翟锦 林子璐
编辑 | 金匝
运营 | 肖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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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冬至，距离新年只剩9天，晚上八点多，庄红估摸着丈夫韩伟跑完单了，给他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但手机屏幕里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丈夫的脸，而是一位陌生的交警。
韩伟在北京送外卖，作为一位外卖骑手，他被交警拦下，是和人发生冲突，还是遇到车祸？这是庄红当时最坏的猜测。
交警让庄红去一趟派出所，林华也去了，他是韩伟的同乡，也在北京做骑手。接到庄红电话时他心想，可能就是韩伟的单子快超时了，着急进小区，保安不让，两人吵起来，惊动了派出所。他和庄红都没料到，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噩耗。
3个小时前，韩伟接到当天要送的第34单外卖，到店取餐后，他沿着朝阳区的香江北路骑行，离开店不过几分钟，在一个十字路口前，陡然倒地猝死，摩托车后座上，还放着4份没送出去的外卖。
这一天，北京的天气是-7℃至5℃，天气寒冷。中午，庄红还叮嘱韩伟一定要好好吃饭，骑手吃饭不规律，韩伟在微信上回复她，说跟朋友们一起吃的，还给她拍了照片，是个吃得干净的碗。韩伟不抽烟，很少喝酒，猝死之前，庄红也没听他说起过身体有哪里不舒服。韩伟的弟弟韩飞听闻消息，连夜从太原开车赶到北京，见到哥哥的遗体时，哥哥还穿着那件蓝色的骑手制服。
如果韩伟这天没出意外，按照原来的生活轨迹，再过一会儿，他们一大家子就该聚在家庭群里，热热闹闹地打个视频电话，聊一聊吃了什么，天气冷不冷，今天跑了多少单，孩子听不听话。这是韩伟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远在山西的小儿子和爷爷奶奶挤在一个手机屏幕里，他白白胖胖，和韩伟长得像，性格也像，喜欢笑，喜欢说话。
2019年夏天，韩伟把两个孩子接到了北京，一家人在一起短暂地生活了一个月。大儿子不顾韩伟和庄红的反对，坚持给自己找了份暑期工，刷盘子，“要给自己攒学费。”韩飞叹息，“也上不起补习班。”
那个月，韩伟只休息了一天，没有送外卖，他和庄红把小儿子带上，去了天安门、鸟巢，这也是夫妻倆第一次在北京玩。等第二天他们各自去上班，小儿子就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
后来，两个孩子回了老家继续读书，大儿子读高二，小儿子上小学，韩伟很支持孩子学习，在他看来，如果孩子想念书，那他就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这是他生活里的一点盼头。韩飞见过韩伟反复叮嘱孩子：“没文化，在每个城市都做不了什么，只能像你爸一样，做最底层的工作。”
两个孩子读书这笔帐，是算不到头的，大儿子马上要高考，上大学，小儿子要读初中、高中、大学，需要学费。他们还想在县城给大儿子买套房，房子要大，敞亮，一百多平，好娶媳妇，但要花不少钱，至少七八十万，这意味着他们要在北京打拼很久，要“一个劲地干，一直干”。
来北京前，他们在太原打工，韩伟做快递员，庄红做家政工，两个人都是四千上下的收入。2019年，两个人到了北京，这里虽然租房贵，生活成本高，但工资也高，韩伟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庄红能有五千，要实现那些生活里的目标，到底还是更有希望些。
同村的老乡，很多都和韩伟一样，人拉人来了北京，听说送外卖能挣钱，而且没什么门槛，下个APP就能跑，大家几乎都在干这一行。林华比韩伟要晚一些加入骑手队伍，刚开始跑的时候，他觉得很累，每天在路上，电动车要骑很快，风险很大，心里都是紧绷的。接单，取餐，上路，送货，一边担心超时，一边担心出车祸，每个环节都很紧张，只有下班了，手机不再弹出单子，人才能放松。但坚持跑了两天，林华还是决定留在外卖行业，因为挣钱确实比他之前要多。
在北京，韩伟和林华都住在顺义的一个村子里，十多平的房子，用玻璃板隔出厕所和厨房，租金一千左右，房间排着房间，一层能有六七家。尽管住在一起，但韩伟和林华真正意义上的聚会很少，因为送外卖，大家都不怎么休息，每天都在外面跑单子，晚上回去就歇着。即使等单休息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要一直盯着平台页面，来单了，要迅速抢单，这个工作多劳多得，工作时间越长，接单越多，收入越好。
很多外卖员都是经老乡或熟人介绍进入这个行业，但繁忙的工作让他们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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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和林华，都不是饿了么的专职骑手，他们在蜂鸟众包APP上注册，签署一份《蜂鸟众包用户协议》后，就成为众包骑手。这份协议里有一项特别提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您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天眼查显示，饿了么CEO王磊，也是蜂鸟众包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也是因为如此，饿了么对骑手韩伟猝死的回应是，平台和韩伟并非劳动关系，出于人道主义，为骑手家属提供2000元的援助，其余由保险公司处理。而韩伟在蜂鸟众包上所缴纳的保险，对工作期间猝死这一项的赔偿是3万。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萍观察到，这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工作难找，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众包平台上打零工。除了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也是如此。这些人的工作状态相对自由，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而互联网公司也能借由众包平台的方式，转移一定的风险和成本。
但韩伟并不了解这些，他和妻子庄红说过，众包更自由，门槛也低，那当然是选众包了，直接跟着老乡注册，基本不怎么看用户协议，“人家写的那些条条框框，我老公他也看不懂，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咱们是找活的，反正能接单就行，能挣钱就行，管不了那么多。”
林华在蜂鸟众包上注册时也是如此，“一个方块，里边你得打对号，只能同意，因为不同意就跑不了。”林华受教育不多，看字慢，那些条文不好懂，平时有什么问题要和平台申诉，他都觉得费劲，因为申诉栏要写不少于60字，“就算了”。
但无论是什么身份，都不阻碍韩伟和林华把自己全部的时间投入去送外卖，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接一个订单，收入六七块钱，一天跑三四十单，收入能有200元左右。
每天，蜂鸟众包会从骑手们第一单的收入里扣除3元，其中1.06元交给了保险公司，用来为骑手购买保险，剩下的1.94元，则是平台征收的服务费。
可以算一笔账，饿了么一天从一位外包骑手那收取1.94元的服务费，就算骑手一年只工作300天，饿了么也会有582元的收入。这个费用对比骑手猝死后饿了么“人道主义地赔偿了2000元”，公众产生了极大愤怒，“一句外包，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
可即使不是众包骑手，也没有任何一位专送骑手和外卖平台存在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和他们签约的，都是各种不同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北京智工互联科技小包智工的COO徐韬认为，这种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的本质，就是在转移和承担风险，通过层层转嫁，大公司找中等公司，中等公司找小公司，把风险一直往外转移，直到找不到人来负责。
饿了么和美团会大量雇佣这些人力公司，2020年7月，外卖行业的人力中间商趣活科技公司甚至在美国上市了，饿了么和美团是它的大客户。
另一种方式就是成立众包平台，比如蜂鸟众包，和众包平台签约，意味着“人和公司”的模式，变成“人和平台”的模式，用“信息聚合、服务信息匹配、信息撮合服务”的包装，把风险转移给个人，也让很多流程更加复杂，让一些费用不明晰。
外包骑手没有劳动协议，很多专送骑手也没有签五险一金，即便是有，外卖平台承担得也很少，剩下的还是自己交。有些骑手不懂，比较短视，不愿意缴纳五险一金，宁愿多要一点钱，这也被平台和外包公司利用。孙萍能理解这一点，“对于眼前生计都解决不了的人来讲，当下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和平台发生纠纷的骑手也会告诉她，出事后他们去找公司理论，发现和他们签订协议的公司的地址，“就是小破楼里的房间，两张桌子，一个电话，也没有人”。
但实际上，现在平台、算法、第三方公司的控制又非常强，骑手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着装、态度、工作时长、强制加单，控制无孔不入，超越了过去普通的劳务关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沈伟伟关注到，已经有一些法院捕捉到这些变化，并会在认定劳动/劳务关系里雇主责任的临界点上，会更偏向雇主承担更多责任，这是一个趋势。
▲ 蜂鸟众包用户协议里的特别提示。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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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饿了么发布了一份新的声明，承认众包骑手的保险结构不合理，金额不足，将保额提升到60万。韩伟的60万抚恤金，也将交付给他的家属。
看到这份声明，庄红觉得终于能喘口气。
11月，庄红的父亲因病去世，韩伟回老家处理丧事，在家待了10天，又回到北京跑外卖，才一个月，就猝死在寒冬的街头。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庄红缓不过神来：“天天就在空中飘着似的，找不到地。做梦，在梦里，都不敢接受这个现实。”
好几年前，夫妻俩还在太原工作的时候，一年三八妇女节，韩伟说要给庄红一个惊喜，他偷偷给她买了一个金佛。那个小金佛，庄红一直没戴，她在别人家做家政工，戴上也不自在，金佛一直放在老家，后来回老家戴了两次，她觉得郑重，戴了摘，摘了戴，麻烦，索性最后就不戴了，这个金佛，也成了韩伟留给她的最后念想。
庄红和韩伟是自由恋爱，朋友介绍，韩伟留给他的第一眼印象就挺好，温暖、细致。两人结婚 20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操心，去打工在哪里租房，和房东沟通，交水电费，在网上给留在山西的孩子买东西，都是韩伟来做。
相比起来，庄红是依赖他的那个，总被他说“不独立”，在北京，她至今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手机支付，但韩伟都会，每个月发了工资，庄红就把卡给韩伟，钱都交给他管。
对韩飞来说，哥哥是总顶在最前面的那个人。2017年，他要买房，和韩伟提了一嘴，第二天，韩伟送来了5万块钱。“这是我哥和我嫂子当时打工挣的所有钱了。”
出事前，韩伟还跟庄红商量，今年春节一定要回老家，因为大儿子马上就高考，要回去给孩子打个气。现在，庄红觉得遗憾，两口子在北京，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太短了，都在忙，忙着赶快挣钱，“要知道这，咱今年就不干了，明年再说，不能把命丢那儿。”
韩伟有一个快手号，名字叫“yis欢乐”。头像是一张老照片，是年轻时候的他，穿着笔挺的白衬衫，坐在一辆拉风的机车上。但他发的最后一条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尾部挂着饿了么的蓝色箱子，两边把手上还有外卖的包装袋。
这是2020年北京的秋天，阳光不错。摩托车是他在2019年的冬天换的，原来那辆电瓶车，买的时候花了六千块，但在冬天总是没电，送餐总超时，庄红说，丈夫咬咬牙，说服自己，为了多跑单，多挣点钱，设备要好一点。最后韩伟买了一辆摩托车，又花了七千，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新车好用了不少。
有阳光、饿了么的蓝色配送箱、摩托车的那个视频里，韩伟选了一首歌，歌词是这么唱的：“我真的就在北京，就站在二环街上，天空一片片白云，蓝蓝那是北京……”
▲ 韩伟快手的最后一条视频。图 / 韩伟快手账号
（应受访者要求，韩伟、庄红、林华、韩飞为化名）
